式坦克重量超過了這座橋規定的負載能力。但是，浮橋還是經佐了坦克的重量，最後一輛沉重的坦克總算順利地開到了南岸。天完全黑了下來。我乘坐吉普車過了橋，擠進各色各樣的車輛之中，朝著設在永登浦的只打算過一夜的臨時指揮所進發。此時，在我的背後，耐心等待的成群難民象古老傳說中的一隻甦醒過來的野獸一樣動彈起來。
武器裝備完好無損的第8集團軍在漢江以南有了實施機動的餘地，他們佔領了堅固的防禦陣地。集團軍所屬美軍三個軍中的兩個軍（美第10軍此時尚在南面集結兵力）和兩個南朝鮮軍，依託有利地形扼守著一道防線。不久，第10軍便可加入戰鬥。美第1陸戰師和第2、第3、第7師也將齊裝滿員地重返前線，隨時準備給一切敢於繼續推進之敵以嚴厲的懲罰。
但是，在轉入進攻之前，我們還有一些工作要做，還要克服薄弱環節，總結教訓，糾正錯誤的做法，以及恢復部隊的自尊心。設在東京的總部、美國國內的整個軍事機構以及設在日本的後勤支援司令部，現在都在十分緊張地工作，以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們的裝甲部隊和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強，我們的部隊也開始為訓練有素計程車兵所充實。
口糧的標準和質量有了提高。戰地內科和外科醫療條件達到了第一流水平，成為所有軍隊中最好的戰地內外科醫療。
經過選拔的優秀軍官接替了營、團指揮職務，不久便克服了我們在訓練上存在的基本弱點。
當我接管第8集團軍的時候，集團軍前進指揮所由於在當時來說很合理的原因而設在最西側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揮所則位於交戰地區後方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作為直接指揮戰鬥的指揮所是不應當設在大城市的大樓內助，這種地點容易從身體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員與部隊人員隔離開來。上級司令部的軍官和工作人員會因此而很難同他們所服務的部隊打成一片。結果，上級機關與部隊之間也就無法做到相互尊重與信任；而這種尊重與信任則是軍事上取勝的極其重要的條件。
在被迫撤出漢城以後的頭幾個星期，我把隨同我行動的前進指揮組的人數壓縮到最少的程度。這些人中有我的兩位傑出的助手：一位是沃爾特·溫頓，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後來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職期間，我們都曾一道共事；一位是喬·戴爾，他已在我之先到達朝鮮，我深感幸運。再就是我的一個勤務兵、一個專車司機以及一個無線電吉普車司機兼報務員。我知道，第l軍的米爾本將軍對集團軍司令始終礙手礙腳地呆在身邊是不會感到高興和舒服的。但是，我認為，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我的小小的指揮組最好還是同他的前進指揮所一起宿營。米爾本將軍對我們還是寬宏大量的。採用了這種辦法，我們便無須再從兵力本來就十分不足的戰鬥部隊抽調任何人員了，我們可以省去警衛人員和炊事人員，還可以隨時使用軍的通訊手段和情報網。
在我那天下午看著最後一輛“百人隊長”式坦克冒險緩緩開過漢江約六星期之後，我們已經將電話和其他通訊器材全部安裝就緒，而且，我還在驪州一座光禿禿的絕壁之上開設了集團軍的前進指揮所。其位置大約在朝鮮半島西海岸至東海岸之間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處於美第9軍的後方，介於西部美第l軍的前進指揮所與東部美第10軍的前進指揮所正中央，當時，兩軍處在一條直線上。在我後來指揮第8集團軍的日子裡，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裡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簡單。我們擁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隊都有，只有很少一點東西才是那些與敵人實際接觸的部隊才有的。我們有兩頂8×12英尺的帳篷，兩頂帳篷頭尾相連，形成了兩間一套的房子。一頂帳篷裡放著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張小桌子、一把摺疊椅、一個洗臉盆以及一隻小的汽油取暖爐，我在吉普車上顛簸一天之後，常常靠這隻小爐子舒服一下凍得半僵的手腳。另一頂帳篷裡也放著一張小桌子，小桌邊上緊靠著兩把摺疊椅，桌上放著的膠合板託著一張高質量的作戰地域地形圖，這是美軍工程兵的陸軍制圖局為我準備的一個無價之寶。
在一個被戰爭搞得瘡痍滿目的國家，集團軍前進指揮所設立的地點就其位置來說是再理想不過了。我們的帳篷曾經架設在光禿禿的漢江堤岸上，下面是快要乾涸的河床；在飛機聲和槍炮聲沉寂下來之後，只能聽到活潑的小動物發出的聲響。那裡沒有城市的車水馬龍，附近也沒有村莊向空氣中散發腐爛的捲心菜和人糞的濃重怪味。我可以不受干擾地坐在那裡，專心致志地研究地圖，審閱報告，同助手們一道全神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