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來此，但我還是看見過她幾次。
我把多特的檔案在兩個書架間一張無人的桌子上攤開，再次閱讀那封“愚蠢之至”的信。這封信卑鄙得令人震驚，寫信的人顯然確信多特和巴迪決不至於會拿給一位律師看。我又讀了一遍，而且意識到剛才那致命的絞痛已經開始消退——疼痛儘管還是一陣接著一陣，但我已經逐步學會對付它。
莎拉·普蘭克莫爾也是法學院三年級學生，是我迄今愛過的唯一的姑娘。4個月前她一腳把我蹬掉，投入一個當地出身名門的名牌大學學生的懷抱。她對我說，他們是高中時期的老相好，在聖誕假期中鬼使神差地又碰到了一起，於是當年的羅曼司死灰復燃。她說她很不情願這樣甩掉我，不過天也不會因此而塌下來。如今，到處都是流言飛語，說她已經懷孕。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傳說時，確確實實嘔吐了。
我仔細閱讀布萊克的那份大利公司保單，成頁地做著筆記。保單像天書一樣難讀。我把來回信件、索賠表格和醫療記錄整理歸類。莎拉的影子這時已經消失，我沉浸在一件越來越發出一股強烈臭氣的保險索賠爭議之中。
布萊克的保單購自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大利人壽保險公司，保險費是每週18美元。我對交費卡研究了一番。從這本用於記錄每週交費情況的小本子可以看出，名叫博比·奧托的這位保險公司經紀人，實際上每週都曾拜訪布萊克。
我的小桌上擺滿了一疊疊檔案。我把多特給我的材料全都看了一遍。我邊看邊想著那位來訪的共產黨教授馬克斯·勒伯格，以及他對保險公司的強烈仇恨。他們統治著我們的國家，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說。他們控制著金融界。他們壟斷著房地產。他們感染上一個病毒，華爾街就會上吐下瀉一星期。而當利率下調、他們的投資收益猝然下降時，他們就會跑到國會山，要求進行所謂的改革。沒完沒了的訴訟正在使我們完蛋，他們大叫大嚷。那些卑劣的出庭律師正在提出毫無意義的訴訟，千方百計地說服陪審團判給原告鉅額賠償金。我們必須制止他們，否則我們就會破產。勒伯格往往會怒火沖天，氣得把書摔向牆壁。我們大家都愛他。
他目前仍在這裡任教。我想他將在本學期末返回威斯康星。我如果鼓足勇氣，蠻可以請他來研究一下布萊克狀告大利公司的案情。他說過他在北方曾幫助打贏過幾起影響極大的欺詐案，陪審團裁定保險公司交付了數額巨大的罰款。
我開始為這件案子寫一份摘要，從售出保單的那一天開始，按時間順序列出了所有的重大事件。大利公司用書面形式拒絕了8次。最後一次當然就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我簡直可以聽到馬克斯·勒伯格看這封信時發出的口哨聲和大笑聲、我聞到了血腥味。
我希望勒伯格教授也能聞到這股血腥味。我在法學院三樓兩個儲藏室之間找到了他的辦公室。辦公室門上貼滿了為保衛同性戀權利而舉行遊行示威和抵制活動的傳單，以及為保護瀕臨滅絕的生物而舉行的集會的招貼，這些活動在孟菲斯很有人注意。門半開半閉，我聽見他在對著話筒吼叫。我屏住呼吸，輕輕地敲了敲門。
“進來！”他大聲喊著。我慢慢地走進房問。他朝室內唯一的一張椅子揮了揮手，那上面堆滿了書籍、檔案和雜誌。整個房間就是一個垃圾堆，雜亂無章，到處都是報紙、空瓶和碎片。堆得滿滿的書凸出書架之外，壓得書架往下彎。牆上貼著胡亂塗寫的海報，地板上是一攤攤零碎的紙片。時間和條理對馬克斯·勒伯格毫無意義。
他長得又瘦又小，年屆花甲，淺黃的頭髮蓬亂茂密，一雙手時刻動個不停。他穿著褪色的牛仔褲，看上去很不順眼的長袖運動衫和一雙舊的運動鞋。天氣寒冷時，他有時會穿上短襪。他的情緒那麼亢奮，令我緊張不安。
他啪的一聲，用力擱下話筒。“貝克！”
“貝勒。魯迪·貝勒。保險課。上學期。”
“對！對！我記得的。坐。”他朝那張椅子再次揮了揮手。
“謝謝。不必了。”
他忙亂地收拾著桌上的一堆檔案。“那麼，貝勒，你有什麼事？”馬克斯一貫樂意花時間聽別人講話，因而很受學生喜愛。
“這個，嗯，你有空嗎？”通常情況下，我應該用更為正式的口吻，尊稱他一聲“先生”，或者說一點諸如此類的客氣話。但馬克斯討厭客套，堅持要我們用名字稱呼他。
“是的，我有空。你有什麼問題？”
“嗯，我這學期在聽斯穆特教授一門課，”我解釋道。接著，我就迅速而又簡潔地談了去老年大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