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制度，但即使根據大利公司自己的資料計算，它手頭仍舊擁有大量的現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現金、儲備和未曾動用的盈餘加在一起，總數高達4億7500萬美元。而對方承認的淨值則是4億5000萬。
你們諸位將如何懲罰這樣一個富有的大公司呢？我問道。我看見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來。陪審員們已經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個流傳多年的先例。這是出庭辯護律師們喜歡引用的案例，我已經讀到過十幾個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極佳，因為它十分簡單。我對陪審團說，我只是個剛出校門不久、正為生計進行艱苦掙扎的青年律師。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艱苦樸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錢都儘量省下來，兩年之後在銀行裡會有1萬美元存款，我會怎麼辦？這是我拼命工作掙來的錢，我當然要保護它。那麼，假如我做錯了什麼事，譬如說，發了脾氣，在某個人鼻子上揍了一拳，打斷了他的鼻樑骨，那又怎麼辦呢？人家當然會要我賠償一切損失，但我也需要受到懲罰，下次才不會重犯這一過失。而我只有1萬美元存款。要我賠多少，才能吸取教訓呢？1％是100美元；這對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有任何損害。我當然不會十分樂意地交出100美元，可我也不會有多大不快。5％又將如何呢？我打斷了人家鼻樑骨，罰我500美元是否就足夠了呢？我在寫那張支票的時候，會不會感到很痛苦呢？也許會，也許不會。那麼，10％如何？假如我不得不賠償1000美元，我敢說肯定會出現兩種現象。首先，我會真正感到後悔。其次，我會改變我的為人處世的方式。
諸位將如何懲罰大利公司呢？你們肯定會像懲罰我或我的鄰居一樣懲罰它。你們會看一看銀行的報表、算算有多少存款，然後決定罰款的數目，罰得我們心疼，卻又不致使我們破產。對大利這樣富有的公司同樣也應該如此，他們並不比我們其餘的人高出一等。
我對陪審團說，最合適的決定得由他們做出。我們曾經要求賠償1000萬，但他們無需受此約束。他們認為應該減少，那儘可以減少，我不想提出一個明確的數目。
我微微一笑，向陪審團致謝，結束了我的結案辯護髮言。接著我又補充了一句，假如他們不能制止大利公司的違法行徑，下一個受害的有可能就是他們自己。有幾個陪審員聽了直點頭，有幾個則面帶笑容。還有幾個則一直盯著黑板上的數字。
我走回原告席。坐在角落上的戴克，望著我笑得合不攏嘴。後排的庫柏·傑克遜向我蹺起了大拇指。我在多特身邊坐下，急切地等著那位了不起的列奧·F．德拉蒙德的精彩表演，看他能否反敗為勝。
他一開始就為自己在挑選陪審員時的表現向陪審團表示深深的歉意，說他很遺憾當時走錯了一步，希望陪審團能諒解他信任他。他講到他的委託人時，又繼續不斷地道歉。他的委託人是美國曆史最悠久最受尊重的保險公司之一，但在本案的索賠問題上犯了一些錯誤，而且是嚴重的錯誤。那幾封拒賠的信，惡語傷人，麻木不仁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的委託人在這方面的錯誤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呢，這家公司有6000多名員工，要想對全體人員的言行舉止加以規範，對來往的每一封信件都進行檢查，的確也有實際的難處。當然，這決不是為他們尋找藉口，更不是想否認他們所犯的錯誤。錯誤是確確實實存在的。
他就這一主題講了幾分鐘，為他委託人的錯誤精心粉飾，說成是純屬偶然，而決非有意為之。小心翼翼地繞開索賠檔案、工作手冊、隱藏的檔案和已被揭露的謊言。這些事實對他像雷區一樣充滿危險，他要竭力繞開它們。
他坦率地承認，布萊克太太索賠的要求，本應予以滿足，總共20萬美元。他這個承認非常重要，陪審員們顯然都已牢記在心。他是想以此來軟化陪審員們的立場，而且這一著顯然十分有效。至於說到賠款的數額，他對我的建議實在是大惑不解，幹嗎要求陪審員按照大利公司淨資產的一定百分比，裁定給多特·布萊克賠款的數額呢？這太令人震驚啦！這樣做有什麼益處？他已經承認他的委託人確實是錯了。應該對這件不公道的事情負責的那些人也已經解僱了。大利公司已經用行動糾正了自己的錯誤。
所以，裁定鉅額賠償金能起到什麼作用呢？什麼作用都起不到。絕對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德拉蒙德開始小心謹慎地對不正當的致富手段進行抨擊。他非小心謹慎不可，否則就會觸怒多特，而觸怒多特也就會觸犯陪審團。他談了布萊克家的一些情況；他們居住的地方，在那兒住了多久，那座住宅，那個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