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該有的自信——代前言�
“展望二十一世紀華文文學”這樣的大題目是最難做的。至少我自己沒有這樣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如果英文文學、法文文學或是阿拉伯文文學都“展望”一下，大家得出的結論肯定不會相同。關於文學的發展有很多極為複雜的原因和動力，這被許多理論家分析過，也有過許多完全不同的結論。在眾說紛紜的原因當中，只有一條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學的發展和一種人為確定的時間界限是無關的。人們對於不同時代文學的劃分，是一種向後看的結果，它最大的理由是為了論述的方便。在用“世紀”劃分年代之前，這個世界上早已經創造出了許多種文字和口頭記錄的偉大文學。這些文學都和“世紀”無關。我們使用象形的方塊字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所謂“公元”之前和“公元”之後的數千年裡，方塊字的文學發展和“世紀”根本無關。屈原、李白、關漢卿、蒲松齡、曹雪芹們，也都根本沒有“世紀”這樣的時間觀念。可這並不妨礙他們創造出最傑出的文學。 相比之下，華文文學和“世紀”無法避免地相互糾纏在一起的時間不長，從嚴復、林紓的時代算起，總共才一百年多一點。但是，這一百多年是方塊字的文學變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這一百多年裡，我們先是被別人用堅船利炮逼迫著改變自己，接著又用一場又一場的革命改變自己。這一百多年，我們幾乎一直是在急於改變自己。於是，我們不但改變了自己的時間觀念，改變了自己的空間觀念，改變了自己的價值倫理觀念，也改變了自己的審美觀念，我們是從裡到外地改變了自己。“天下”已不再是以前的“天下”。“中國”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國”。家園已不再是以前的家園。方塊字的文學也永無可能再是屈原、曹雪芹曾經熟悉的模樣。在這場巨大變化的背後隱藏了一個普遍的危機：那就是當空間和時間的概念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世界化”、“全球化”的同時，人們的內心卻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窄，在那個別人給定的世界化、全球化的標準之外，幾乎別無一物。惟一擔心的是自己為什麼不像別人？自己為什麼不是別人？自己怎麼樣才能變成別人？這幾乎是一場毫不猶豫的自我取消。文化批評家薩義德，把這個過程叫做西方對於東方的“東方化”。而我寧願把外在的殖民、別人的“東方化”之後的那一切叫做自我殖民。 1999年12月，我受《星洲日報》之邀來到馬來西亞，參加“花蹤文學獎”的評獎活動，並在檳城、新山等地做過演講。第二年，我發現我在馬來西亞的演講被人引入一場爭論之中。有人向一位西方漢學家提問說，李銳在馬來西亞曾經說過：“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亞更偉大的作家，你同意他的這種說法嗎？”提問的人提到的“李銳說過”是一個縮寫和簡化的“說過”。當時報紙上有關的報導我也看過。我記得提到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的時候，我的原意是說，他們之中一個是在一場文藝復興運動的大背景下產生，而另一個只是在黑暗中憑著良知做出的孤獨探索。他以一個孤獨者的良知和才華，同樣表達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思接千載的慈悲情懷。他們都寫出了偉大的作品，但是那個孤獨者的探索更顯得可貴、偉大。在我的講話裡並沒有誰比誰“更偉大”這樣的簡單判斷，我所強調的是他們截然不同的歷史處境。在我看來，說李白比杜甫更偉大，或者說曹雪芹比莎士比亞更偉大同樣是沒有意義的。那都已經不是以審美的態度來看文學。在這裡，報導者或引用者是否簡化了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談的問題。即使是排除了理解是否準確的判斷，任何一張報紙在做有關報導的時候，都會對事件做一番選擇和簡化，哪怕只是為了版面的限制也必須縮寫和簡化。我之所以特別在這裡引用這個例子，是因為它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一種複雜的心態。 如果對馬來西亞華人、華文的歷史稍有了解，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我的講話變成了“曹雪芹比莎士比亞更偉大”。那是一個長期受到壓抑、歧視、排擠、剝奪的人群，在情感和語言上的直接反抗。這種反抗帶有它充分的道義、情感的合理性，與此同時，卻也附帶了一種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希望用簡單的否定來填滿那個不平等的深淵。這在所謂發展中國家，在有過被殖民歷史的地區，是一種非常普遍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反過來，這個缺陷立即被簡單地本質化成為“極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狂熱”等等罪名，變成對所有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指責。所謂“民族主義”的簡單指責，已經成為掩蓋壓迫和剝奪、掩蓋不平等的最好的理由，已經成為一切發展中國家和人民的“原罪”。而這樣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在所謂發達國家，在有過殖民歷史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