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以這樣兩種思維方式來對待曹雪芹和莎士比亞，引出的爭論必然是如此這般： “你竟然說曹雪芹比莎士比亞還偉大？你顯然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顯然是在奉行文化原教旨主義！” “你說莎士比亞永遠是最偉大的，是一切文化的典範，無非是在頑固地堅持殖民主義的文化立場！顯然是個歐洲中心主義者！” 這樣的相互簡化，離真實和理性越來越遠，離真正深刻的理解也越來越遠。這種理直氣壯的爭論，幾乎是立刻就把文學淹沒在意識形態的政治判斷之中。儘管我知道如今國際流行的文化氣候是“政治正確”，但在我看來，文學要表達的是和政治完全不同的東西，文學要比政治寬廣得多！一箇中國母親失去了孩子，和一個英國母親失去了孩子，她們的痛苦是同樣的，這用不著事先選擇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因此，在所有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判斷之外，曹雪芹和莎士比亞深刻表達的生命悲劇同樣是文學，同樣是偉大的藝術，這才是文學得以存在的源泉和理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有不同語種的文學所創造出來的作品都是平等的。所有關於“歐洲文化中心”、“中華文化中心”、“美國文化中心”的判斷都是一種歷史的侷限和幻想。都是一種為了某種權力和利益而製造出來的神話。我知道，我這樣講文學、文化的平等是一種理想的想像。而理想這種東西幾乎從來就沒有人看到過。在我們生存的這個星球上，人們看到的是世世代代的剝奪和不平等，是世世代代自己的戕害和別人的壓迫。但是，在有所謂的殖民主義、國際壟斷、專制主義之前，偉大的文學不是早已經存在了嗎？在所有的殖民主義、國際壟斷、專制主義橫行的同時，人們不是也一直在創造著偉大的文學和藝術嗎？難道在所謂的“歐洲中心”“文化原教旨”“民族主義”之外，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真的就沒有任何另外的意義？被人剝奪、被人壓迫、被人不平等地對待，已經是一種極大的不幸，為什麼還要用這不幸的忿恨去汙染文學，為什麼還要因為別人的壓迫而詆譭最可寶貴的生命表達？最可悲的是，為什麼還要把別人世世代代的剝奪和歧視，內化成自己惟一的判斷尺度？用人世間壓迫、剝奪的尺度，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劃分優劣和等級，豈不是對文學、對人類最大的諷刺？ 不錯，古往今來，文學的存在從來就沒有減少過哪怕一絲一毫的人間苦難。可文學的存在卻一直在證明著剝奪、壓迫的殘忍，一直在證明著被苦難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貴，一直在證明著人所帶給自己的種種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證明著生命本該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我們也許無法預測二十一世紀的文學走向，但我們卻可以相信文學所必然要做出的努力。這無數努力所得出的結果，不管它是華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阿拉伯文的、馬來文的，或者是任何一種我們並不熟悉的語言文字所寫成的，它首先應當是我們都深愛的“文學”。這是所有寫作者本來該有的自信。 2001年8月25日寫 10月5日改定於山西太原 （本文是筆者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2001年12月8日 舉辦的第一屆“世界華文文學獎”所撰寫的演講文稿。）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
如今的銀城人已經聞不到燒牛糞的味道了。在明清兩代或更長的六七百年間，銀城人一直用幹牛糞當燃料燒水煮飯。主婦們把掰開的幹牛糞餅放進灶膛裡，然後慢慢地拉動風箱，藉著風力，火勢均勻旺盛，偶爾會有一絲青煙從灶口冒出來，那味道不臭，只有一些微微的草腥味，再加上一點蠶豆燒煳的煙香。於是，銀城漫長的歷史就充滿了幹牛糞燒出來的煙火氣。 在這漫長的數百年間，用幹牛糞燒火做飯是銀城人最普通最平常的生活內容。把牛糞做成牛糞餅出賣，曾經是一個最牢靠易得的職業。在銀城，凡是和牛打交道的苦力都能無償地得到牛糞，也就都會做牛糞餅。當有人忙不過來的時候，他們常常要請牛屎客來做。只有那些專門做牛糞餅的人，才被銀城人稱做牛屎客。做好的幹牛糞餅叫做牛屎巴。晾曬牛糞餅的山坡叫牛屎坡。賣牛糞餅的市場叫牛屎巷。所謂柴、米、油、鹽、醬、醋、茶、糖，在這八樣生活必需品當中，牛糞餅就是銀城人的“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不能缺少。市面平穩的年景一兩白銀兌換銅錢六百文，不好的年景一兩白銀兌換銅錢一千五百文。在銀城買一百斤煤要銅錢三百文，一百斤木柴要二百文，一百斤牛糞餅只要一百文。低廉好用的牛糞餅當然最適合普通百姓的需要。每天的早晨和傍晚，牛屎客們都會把幹好的牛糞餅放進竹架，挑著竹擔聚集到牛屎巷。或者乾脆用一個草圈墊在頭頂，把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