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的時候，人們看著自己經營一生的房屋被燒時，悽慘地哭叫著往日本人的包圍圈外衝，可明晃晃的刺刀又把人群逼了回來。
那一天，王麗君的哥哥剛剛得鼠疫死了，兩個姐姐也發病了。父親守在房子裡不肯走，心裡抱著最後一線希望：只要人在屋裡，總不至於連人一同燒。可是火還是竄到她家裡來了，屋子已經冒煙了，父親急忙讓姐姐往外逃，可是兩個姐姐病得走不動。火冒到屋頂上來了，到處都是燃燒的噼叭的響聲，面板感覺到了炙熱，煙已經嗆得人不能呼吸。父親先把一個姐姐背出來，又衝進火海背出了另一個姐姐。
父親很怕兩個姐姐被日本人帶到林山寺去隔離，就把兩個姐姐藏在了甘蔗地裡。因為崇山村有傳染病，所有的親戚家都不留宿。
父親這時候才發現，除了人之外，家裡什麼都沒有帶出來，連一口鍋一隻碗都沒有，兩個姐姐在田地的泥土裡痛苦地掙扎，讓人目不忍睹。父親乘夜黑又回到燒燬的家裡，挖開廢墟找了一口鍋幾隻碗，找了張門板給姐姐搭了張床。然後又乘著天黑將大姐背到山裡，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裡。等父親轉回地裡再看二姐的時候，二姐已經死了。王麗君和父母在野地裡過了整整一個冬天。大姐因為在山上的小屋，不是那麼的冷，竟然熬了過來。
林山寺的罪惡已漸漸為村民所知，他們知道那是一個有去無回的地方。趙六妹的三個女兒抬著母親的屍體準備埋葬，被守候在後山背的日本兵發現，趕走抬棺材的人後，林山寺裡幾個穿防毒服裝的日本“軍醫”開啟棺材蓋，剖開死者肚皮，挖出心臟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隻手臂和一條腿，剩餘部分丟棄野外。
張連菊是當年從林山寺隔離所逃出來的倖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講述了她親眼所見的活體解剖。
這天下午她看見幾個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細菌部隊的細菌學家）將崇山村王關富的未婚妻——十八歲的吳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單。吳小奶在被單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會好的……”一面大叫“媽媽救命……”。突然，吳小奶的叫聲變了調，撕心裂肺般，好像不是人發出的聲音。張連菊看到吳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開了，血湧了出來，染紅了被單，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內臟。張連菊驚恐得暈厥過去，醒來之後連忙從糞坑孔逃出，向江灣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為“松（崇）山株”。 1644細菌部隊1科的近食秀夫——當年崇山村活體解剖和病死者的屍體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實驗室裡，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進行感染實驗並用來培養跳蚤，他甚至將他的“研究”以論文的形式在科學雜誌上發表。
1943年3月鼠疫傳染在崇山止住，義烏縣衛生院院長楊堯震去崇山調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墳墓累累。由於埋葬時害怕被日軍發現後拖屍肢解，眾多墳墓都是草草挖個坑，施放屍體後，蓋上幾畚泥土，就匆忙離開，沒有墓碑也沒有標記。而經歷一冬的風雨，墳墓大半塌陷，屍體被野狗拖出，滿山狼籍。楊堯震將此情景報告縣政府，要求撥款掩埋，以避免病原擴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難者眾，活著的人又處於啼飢號寒的境地，根本無力去掩埋親人的遺骨，縣政府只好命令鄉公所發動鄉內其他村裡的人去撿拾屍骸，加蓋墳土。（見翁本忠編著《細菌戰受害與賠償訴訟》）
罪惡，令人難以置信
中國將細菌戰的訊息傳遞到國際上是在1942年。3月31日，中國衛生署署長金寶善將日軍在中國撒播細菌的情況整理成報告，4月上旬向世界公佈。4月6日，中國外交部根據這份報告正式向英國政府申明：只有透過盟國打敗日本，才能制止這種殘酷的細菌屠殺。4月11日，重慶英國大使館的官員將日本細菌戰問題的備忘錄正式交給了英國外交大臣。但是英國國防部並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當4月21日英國軍需部向英國波頓細菌研究所提供中國的備忘錄時，備忘錄被註明：“看不出是可以信賴的東西”。
對此美國也不相信。4月11日，美國也得到了這份備忘錄，但美國有關官員的意見是“並未對此提出足夠的新的事實，以改變我們原來的見解，也就是，認為沒有將常德發生鼠疫的原因歸咎於日本的決定性證據。”
重慶方面將常德受細菌攻擊的訊息用電報發給悉尼，悉尼也對此事持懷疑態度。
在當時人們的知識範圍內，不可能有這樣的事。對許多國家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細菌武器只是科學家的空想或者細菌用作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