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莊最顯眼的位置上，村子最高處房屋的青黑色為基調的飛簷下，刷著一塊鮮紅的標語，上面寫著九個黑色的大字：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
這些，都是這個七十一歲老人的傑作，是他寫給崇山村、寫給中國和世界的名片。
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說出這句話的王錦悌很謙卑，笑起來黑洞洞沒有牙的嘴讓他看起來更蒼老。他生活得很貧困，大兒子智殘，每天呆坐在門口，家徒四壁。但是從他空蕩蕩的堂屋裡一眼望出去，就是那塊鮮紅鮮紅的標語。細菌戰訴訟讓這個貧寒而普通的老人身上有了別樣的氣質：硬骨、尊嚴！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當中，戰爭受害者的個人權利從來沒有得到過關注和伸張。個人權利和戰爭的苦難感受長期處於被漠視狀態。細菌戰訴訟讓他們發現自己有權力去表達自己的感受，個人從來沒有那麼重要過。
義烏原告的覺悟之高，出乎記者的想象。在他們的語言表達裡，你總能聽到尊嚴、和平、人類這樣的遠非一個普通農民經常會講的話。
這是一種覺悟，這種覺悟是從“我”出發的，而不是外在強加的，它是一種油然的噴發和表達，它出自於自我意識的覺醒，這種覺醒是一種力量，是中國民間稀少的珍貴的力量。
原告團秘書何必會把這種力量稱為中國鄉間的人權革命。他說，這場訴訟是場跨世紀的大訴訟，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發生在中國的大政治事件，訴訟帶來的最有價值的東西是一場發生在中國鄉間、普通百姓當中的人權革命。涉及的內容是民主、法制，個人的權力和尊嚴。這是中國社會發展必須跨越的一個過程。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長久的。
王選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帶著中國的農民自己去爭取權利，讓細菌戰受害者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她引導中國的老百姓走向國際，這樣的工作在中國少有人做，而王選做了。她走到農民的家裡，向農民們動員；她站在田野裡，大聲地宣講和鼓動；她帶著農民進城，到日本，到美國，到世界上更多的地方，讓他們在世介面前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就是王選超越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地方。
王選帶給中國知識界的衝擊是長久而深遠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民眾的距離太遠，做具體瑣碎事的人不多，投身這樣的事業的人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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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總用日本人的錢（1）
這是一個無法逃脫的悖論，王選常常被人問：到日本和日本人打官司，官司能不能打贏？打不贏為什麼還要打？國家都放棄賠償了，為什麼還要打？
中國農村的老太太見了日本人就渾身發抖，她們的懷疑是根本的，發自內心的。她們一下子就回到了那個黑暗的日子。王選看到了，心裡很難過。為了日本人的傲慢，王選和日本人爭吵。王選也在做百姓的撫慰工作，那些她插隊時常去家裡玩的親戚、老鄉，見到了王選就安定下情緒來，他們不相信日本人，但相信王選，王選的話讓他們放心。
“打了那麼久，又不賠，就不要打了嘛！”好多人有這樣的想法。
“對細菌戰訴訟意義的認識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打官司磨出來的，不去打這個官司，不把中國人的苦難拿到世界拿到人類歷史上去進行比較，怎麼會知道它意味著什麼？”王選說。
在多次回答這樣的問題之後，王選會變得不耐煩：“你問這樣的話就是無知！誰是輸贏的最終評判者？僅僅是日本法官嗎？因為註定要輸，我們就可以不打嗎？！”
但是打下去談何容易？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訴訟。8年，40多次開庭，每一個原告到日本出庭一次的費用大約是1萬元人民幣。義烏的細菌戰訴訟全部都是民間自發行為，這就意味著每一個原告出庭要自己掏費用或者到社會上去找贊助。
王選和王培根在義烏動員了他們所能動員的全部資源，學生、朋友、部下，年年都要去做籌資的工作。“年年如此，大家都受不了了，一開始大家給錢痛快，後來也就難了。”
這筆數字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就連王選的母親都受不了了，一開始王選回國經常住在母親家裡，後來母親對王選說：“你不要住我這裡了，你住一個月，電話費就要3000多塊，我怎麼能受得了？”
2003年11月，王選應一家網路公司之邀到寧波商談捐款，可結果是現場籌款不足2000元。本來按計劃將與100位企業傢俱體商談籌款事宜，並商討成立一個日常性的機構來處理各方捐款的，誰知到現場的企業家寥寥無幾。開設在《浙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