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捐款賬戶的進賬雖然有1萬多元，但其中的1000多元是寧海中學的數百名學生積攢的零花錢。
一次王培根和王選在義烏籌錢，到了一家單位的三層樓前，王培根說：“我上不去了，實在不行了。”他的嚴重的哮喘犯了，三層樓都是畏途。王選架著他上了三樓，要了萬元，給三個原告湊了路費。
王培根記得，第一次籌款籌集到的是7萬2千元，這是從200戶（個人或工商企業）集來的。幾個人分了工，一家家地跑，50塊、100塊。“湊一個人的飛機票是很難的。”王培根說。如果情況好，一次籌集10多萬元，但這也就是一次去日本開庭的花費。
儘管很艱難，王選還是給原告團講，我們不能總用日本人的錢。日本提供的贊助也是市民團體的人到處化緣來的，訴訟是我們自己的事，不能總依賴別人。
2005年7月19日，二審宣判，需要更多的原告和支援者去日本，王選在4月底就前往義烏籌錢。此次的目的是組織一個50人的聲援團，前往日本。為了讓義烏人能夠痛快地前往日本聲援，聲援團被設計成聲援之後變成日本經濟考察團。組織者們用心良苦，如果只是聲援，可能組織的難度就更大一些。
一個人去日本的費用是1萬元，剩餘的部分贊助給原告們。原告們多數是農民，他們的費用必須靠社會捐助。
《浙中新報》、科普協會等單位，請來了義烏各行業協會的會長、大企業家，金華市人大主任參加，義烏市的副市長特別強調自己不是以政府的身份出席的。義烏市府很支援，但不便於出面。
“這場抗戰現在到了最後時刻，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大家就看在我這麼多年辛苦奔忙的分上，請大家幫幫忙。你們作為聲援團去日本，是代表中國商界的態度的，你們去，我會覺得有支撐。”王選先作了一個動員。
“看在我王選這麼多年辛苦奔忙的分上……”這話讓人感到某種酸楚。會場有了片刻的沉默。王選開始講形勢，先說這次可能還是敗訴。會場一下子變得很靜。
王選接著說：“這次敗訴，我們就到聯合國去。因為細菌戰是掩蓋著的，絕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我們拿到聯合國就是要讓聯合國知道曾經有這樣的事實。我們要自己整理出這段歷史，我們自己不搞別人怎麼能知道，怎麼會同情？我們應該向日本人學習，他們廣島原子彈受害，整理得讓全世界都知道。他們錢多文化高，更重要的是他們重視，搞得好。全世界都是他們的聲音。……細菌戰是歷史的真實，是人類歷史上很重要的事件，只有我們的聲音傳達出去，被聽到了，第二步才能去討回公道。我們要知道自己的使命，要拿出義烏人的形象。我們這件事就跟打仗一樣，我們手裡沒有先進的武器，但我們在創造條件，在拼！仗不可能一下打贏，要一步步來，打官司也一樣。……日本人賠款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不重要，我們是為了我們的尊嚴。……現在是大家出力出錢的時候了。”王選再一次重複這句話。
《浙中新報》的總編當場表態：當百姓的媒體為百姓說話，義烏的訴訟我們義不容辭。參加聲援出錢的企業，我們會用專門的版面來宣傳企業的品牌和形象。
我們不能總用日本人的錢（2）
接著金華市人大主任發言，他說：“我不方便去，但我會讓我的老婆去。對我來說細菌戰是國恥家難，切膚之痛。”在細菌戰當中，他的家裡9天之內死了6口人。最後家裡的死人都沒有人埋葬。
原告張曙發言說：“我們條件不高，帶著泡麵去就行了。為了中華民族的恥辱，我們不站出來對不起祖先，對不起民族。這一次我們一家6口人去。老婆、4個孫兒孫女，我要讓子孫去受教育。”
張曙退休了，沒什麼錢，已經到日本出過三次庭了，每次都是自己籌錢。花了有3萬多元。他說：“沒錢我們可以節約，吃飯可以帶泡麵，可以帶義烏的土特產去吃。日本的盒飯我算了一下值人民幣五六十元一個，為什麼要花那個錢，在義烏我五六十元買什麼不好？這次全家6口要一個房間就夠了，可以睡在地下。節約我們自己節約，但民族的尊嚴不能節約。就是日本真的賠錢了，我也不要，我要把它捐出去建紀念館、辦學校，好讓中國超過日本。”
張曙是原告裡最仗義疏財的人。他的兩個兒子經濟條件尚可，每次去日本出庭，他就向兒子要。他從兒子處要來的錢，不僅僅用於到日本出庭，還為原告團辦許多事，材料的影印列印，或贊助更困難的原告。湖南、江西的原告到義烏來都住在他的家裡，吃飯大家一起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