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
一次接待日本律師辯護團，送別的時候，張曙拿出3萬多元買了禮物送給律師們，表達對他們的謝意。他說，這是給王選一個面子，也是給中國人一個面子。
主持會議的人希望到場的行業協會會長表態，但表態的人很少。不知道是不習慣說話，還是不喜歡當場表達，還是不願意捐款。只有一個企業家說願意捐款，願意去參加聲援團。
記者問王培根，這次估計能籌到多少，王想了想說：一定要趁熱打鐵，明天就讓何必會去落實，要不然過了時候就涼了。
訴訟8年，40多次開庭，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積累，才有可能讓中國有150人次的受害者到日本的法庭進行申訴、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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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選式的孤獨（1）
我24日一早6點動身從姬路家到東京，睡一瀨事務所一樓桌子上。26日一早回家。31日再從姬路去東京，參加辯護團會議，查資料，訪問議員，會見學者，幫助一瀨審閱已經收到的中國證人的證詞等。夜間的便宜長途汽車票回去時就沒有座位了，所以我訂了往返票。從神戶出發，單程4300日元，加上姬路到神戶的路費一共5000日圓多一些。坐一個晚上。這樣來回旅費差不多11000日元。坐###來回要3萬日元。3萬日元相當於一個人一個月在家裡的伙食費，我家一個月房租的一半。太貴了，我無力負擔。
這是王選寫給朋友的一封電子郵件的內容。王選的家在日本的姬路市，每一次開庭就是在日本，她也要從姬路到東京。東京的住宿太貴，晚上就睡在一瀨律師事務所一樓的辦公桌上。一瀨夫婦的臥室在樓上。回姬路的時候，通常是坐晚上的不直達的車，這樣可以省很多錢。
其實王選到底在10年的訴訟中投入多少錢，她自己也說不清楚。成百次往來於日本中國，往來於姬路——東京，王選用的全部是自己的錢，沒有用過原告團化緣來的錢，也沒有用過日本人的錢。
這幾年王選丈夫的公司經營狀況不好，公司從十多個員工縮到兩個員工，從經常在外面吃飯到自己在家裡做。在上海，他們還分期付款供著房和車。
有人替她算過，10年來，僅來來往往的交通費用，大概有100多萬元人民幣之巨。王選是一個不喜歡提錢的人，但這幾年王選丈夫的生意不好，可能手頭感覺到了緊張。
“五十多歲了，還睡別人的辦公桌，我有時候想我為什麼會混到這樣？”有一次王選對記者說，“有人說，王選，你真的很傻。我說，我覺得我傻得很值。如果一個國家，連幾個傻得想了解自己國家歷史的人都沒有，那我們活著跟無頭蒼蠅有什麼區別？”
五十多歲了還睡別人的桌子是王選的窘境，也是所有參加細菌戰訴訟人的窘境，是中國民間力量的窘境。
何必會，是原告團的秘書。所謂秘書，就是一個細菌戰訴訟的義務寫手。一次作為記者的他到崇山村採訪，被一個病榻上的叫金祖池的老人拉住。
金祖池是崇山村細菌戰調查的一枝筆，原黃埔軍校的學員。他從一開始就參加細菌戰調查，細菌戰崇山村原告的所有訴狀都是他一手寫成的。1999年他重病在身不行了，他在床上拿出一枝筆，拉住何必會的手說：“這枝筆，就送給你了。”“當時我沒反應過來，後來才明白這是一種囑託，是責任，接了這枝筆，就再也逃不掉了。”何必會說。
民間搞細菌戰調查的幾乎全部都是老人。浙江的、湖南常德的，他們在退休之後，騎著腳踏車，在鄉間村裡一家一戶地走訪，記錄下一個又一個的受難故事，記下一個又一個死亡者的名字。這些調查者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暮年，而且體弱多病。八十二歲的調查員王仲喜分管著兩個生產隊的調查，當他完成他的調查，將登記表交出時，老人說：“我不行了，可能要昏倒”。現在他因高血壓、心臟病，再也不能去調查了。
何必會接下了義烏的一枝筆，再也不能擺脫了，沉重的現實讓他越陷越深。於是他介入了調查，看到了爛腳病，看到了現實的人間地獄。這枝筆現在在他的手上，他辭了記者工作，細菌戰訴訟團的秘書，所有的文書、所有的新聞稿都由他來寫。他由初聽細菌戰、爛腳病的恍若隔世，覺得那是一件很遠很陌生的事到被血淋淋的現實所觸動，生活全部被改變。
“你只要做這件事，生活就會被改變，就要奉獻。”今年四十歲的何必會的生活，在人人做生意掙著大錢的義烏，顯得很寒酸，一家人靠他夫人開的一個小飯館賣新疆大盤雞生活。這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