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的牌和叫的牌來傳達，絕對不可以用面部表情，或刻意放慢出牌來暗示，如果這麼做了，將會有嚴格的懲罰。
透過橋牌，我們往往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人品。一個“牌品”好的橋牌手應該會自我批評，對犯錯有所反思，寬容搭檔的錯誤。而在打牌的過程中，總是能夠清晰地看到人們的性格。記得有一個搭檔阿蘭（Alan），雖然他的牌技非常高超，但是他總是脾氣很大，總是指責別人，尤其是和退休的老爺爺老奶奶打牌的時候，總是脾氣暴躁地罵他們出牌太慢。有一天，我終於受不了，對他大吼：“Alan，1 willnotplay with you any more。because you aye asavage bully（阿蘭，我再也不和你打了，因為你是個野蠻的凶神）。”當我說完這句話走出去時，周圍竟然噼裡啪啦地響起了其他同伴們的掌聲。
在打橋牌的過程中，我也經歷過很多次失敗和成功，是對各個方面的一種磨鍊。後來，我從微軟回到中國工作，為了活躍員工的生活，我在每週四安排了橋牌俱樂部的活動，讓喜歡打橋牌的員工打
比賽，我自己也參與其中。另外，當我發現中國有很多橋牌迷的時候，我也用我的牌技作為和合作夥伴或政府官員交流的工具。在這個過程中，尤其感謝大學的那段“瘋狂歲月”，正因為有這個興趣，我和很多員工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也為公司樹立了良好的形象。
在大學二年級剛剛開始的時候，我預感到，如果繼續這麼沉迷於橋牌，那麼我將變成一個不折不扣混日子的“壞孩子”，也將荒廢學業。我想到了父母的努力，因此，我痛下決心回到正常的軌道中，打橋牌的次數迅速降低，而且，後來我有了我鍾愛的“計算機”，也把我從“墮落”的軌道中拉了回來。打工生涯——發現別樣的世界
在美國，學生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學生入學時，哥倫比亞實行need—blind admission（需求不視）的制度，也就是說，哥大在錄取學生的時候，並不詢問你的家庭能否承擔學費。而一旦被錄取，學費的問題才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哥大會讓學生填寫表格，瞭解學生家長的收人情況和儲蓄情況，以便知道學生能否支付學費。
對於比較貧窮的家庭，哥大會分析它能負擔多少學費，然後會補足所有的差額。這個差額通常是
由三種形式補足，分別是助學金、勤工儉學和貸款。在我讀書的時候，大約一半的學生都在“勤工儉學”。
總之，在哥倫比亞，大多數經濟上有困難的學生，都能透過貸款和“自力更生”完成學業。在常春藤盟校，這種“需求不視”的制度相當普遍，幫助它們吸引到最好的學生，這也是常春藤盟校崛起的重要理由，值得中國高校參考。
大學一年級，我沒有任何工作經驗，因此只能
申請到家教方面的工作。當時，學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區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書的地方就在我提到過的哈萊姆區，那是紐約最危險的地區之一，與哥大相隔幾個街區。有一次，我走錯了路，闖到了哈萊姆區最核心的地方，經歷了一次“哈萊
姆驚魂”。
當時為了完成藝術歷史課的一些課程，我經常要去博物館看畫展，看完畫展後就坐巴士去做家教。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多坐了兩站，下車的地點正是哈萊姆區中心。我可以再買一張車票坐回去，可我心疼車票錢，掙扎了半天還是決定走回去。就在走回去的這l0 分鐘裡，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掩藏在紐約繁華外表下我無法想象的世界。一排排的流浪漢蜷縮在地上，吸毒的人在大笑著吞雲吐霧，手持武器外表猙獰的人凶神惡煞地說話，那一段10分鐘的路，讓我覺得無比漫長，那種穿行在恐懼中的感覺，甚至給我的一生都留下了無比深刻的烙印。那裡的人可能一輩子都沒見過一個東方面孔，他們用杜撰的中國話衝我“哇哇”亂叫。那一天，我把最後一次課上完，決定再也不去哈萊姆區冒險了。
到了大二，我開始在計算機中心打工。在這裡打工與做家教有著天壤之別。首先，這屬於有“特長”的打工，因此，薪水比做家教高得多。另外，到了暑假，我也給一些公司作一些計劃，寫點程式，最有意思的是寫了前面說的那個稱鑽石重量的程式，這個程式讓我對“自食其力”充滿了信心。
然而，1981年在法學院的一次打工經歷，卻讓我得到了非常嚴厲的教訓。當時，法學院有一套非常老的學生選課系統，是用Cobol 語言編寫的。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