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了。你看早在十四年前，他與我之間，已經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關係，我已經在用如此峻冽的口氣教訓他溢美和求薦的失當。那麼現在，為什麼不能繼續對他進行一點教育？他長期在一所非文科學校裡“研究臺港文學”，但當代優秀的臺港作家幾乎都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像他這樣的人，會做什麼樣的事，我很清楚。他褒我貶我，都無關愛憎，只是一種追趕，一種試探。他對報刊是仰望的，剛才我的律師問他證據，他回答說：“為什麼那麼多重要的報刊都發表了我的批判文章”，這居然成了他的“證據”了，當然很可笑，但在他的內心卻是一種真實。他從報刊動向中尋得選題，為了發表，把話說得更加極端，試著投稿，正好投合了報刊追求聳人聽聞的企圖，果然命中。他覺得有那麼多“重要的”報刊墊底，而所有這些報刊又都是“政府的喉舌”，也就心安理得了。對這樣的人，很難認真生氣。 就在這時，我發現法官的眼光轉向了我，並對我說 ：“原告要不要對今天的庭審作最後陳述？” 最後陳述？難道今天的庭審要結束了？我向法官點了點頭。 我終於開口了，先向法官說了幾句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我的家庭的處境，然後把臉轉向被告，想給他說說學術研究的入門規則。但一說到“學術研究”這幾個字我就噎住了，覺得在這裡說這幾個字，太奢侈。 那麼，怎麼勸說呢？我頓了頓，突然想到，不如從他的另一個極端說起。我選了他在一本書中對我的一段過分頌揚，作為例子來分析。他在那裡寫道： 餘秋雨教授繼出版了《戲劇審美心理學》後又開始了卷帙浩瀚的《戲劇美學》的寫作，這部著作，將體現一個現代中國人對東方戲劇文化最終的探討。 我說，這裡講的全是“好話”，但基本上都是虛假的。我從來沒有寫過《戲劇美學》，更何來“卷帙浩瀚”？一個人書寫得再多，也不可能達到“浩瀚”的地步，那是人家來形容大海的。更重要的是，世上不可能有哪一個學者能對某種文化作出“最終的探討”，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康德、朱熹、王陽明都不能，你怎麼輕易地加到了我的頭上？ 我勸他仔細想想這種奇怪的吹捧和後來奇怪的誹謗之間的共通關係。 說到這裡，我用比較嚴厲的口氣對他作了一個重要告誡：再也不能拿著金牙齒給他的那些假材料到處塞給人看了。我說：“你再低頭看一看，這些材料為什麼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這些材料查到的內容，為什麼都恰恰集中在鄧小平主政時期，而不是這個時期之前或之後的？這些材料上，為什麼沒有任何單位蓋章，沒有任何人員簽字？更重要的是，這些材料如果是合法的，為什麼不上繳政府有關部門歸入檔案，卻偷偷地留在這個人自己家裡幾十年？” 我說：“不管在什麼國家，私自偽造、截留、複製、散佈、曲解檔案都是有罪的，更何況你們是在散佈早已被廢棄的整人材料！” 我想被告應該聽得懂，金牙齒有嚴重觸犯刑法的嫌疑。 想到金牙齒，我又看了一眼坐在對面的被告，心想這確實是一個被人家當槍使的可憐人物，真有一點“弱勢”，內心更多了一分原諒。  ＇返回目錄＇  
墓地和法院（7）
這次庭審結束之後，被告又幾度被法院從湖北傳喚到上海，我就不出場了，一切由鮑律師代理。 我看到被告在一家報紙上說自己清貧，付不出官司的賠償款項，更動了惻隱之心。每次聽鮑律師講述在法庭見面的情況，我都要順便問幾句，被告這次穿什麼樣的衣服？提什麼樣的口袋？大概住在什麼樣的旅館？是坐火車來、輪船來，還是坐飛機來的？是否有律師陪來？加在一起，大概要花多少錢？ 我還問鮑律師，如果到時候判下來了，他拿不出賠償款，法院會怎麼做？鮑律師說：“強制執行，一點兒也不會客氣。” 我再次提出，能不能不要賠款了，光讓他道歉就成？ 鮑律師說，這豈不就成了調解了。 我說，那就調解吧。 法院聽說我有意用調解的方式了結此案，就要被告寫一份調解草案。被告在調解草案上表示，會在他發表過有關文章的幾家報刊上發表致歉宣告，他還把這些報刊列了出來。我對鮑律師說：“到報刊上一家家發表致歉宣告也得花不少錢，我們乾脆好人做到底，只讓他在法庭致個歉，不要他在報刊上一一致歉了。” 那天，當鮑律師向法官轉述我這個意見時，連法官也很驚訝，向我投來徵詢的目光。我沒有表情地點了點頭。 於是，被告道歉，承認所發表的文章與事實不符；我宣佈放棄賠款要求，但全部訴訟費用還是要由被告支付，好在數字很小，我問過。於是，雙方簽字畫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