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那他就決不會留給西西里人民。
羅馬本國幾乎和外部屬地一樣，受到這些政策的不利影響。義大利許多小農由於漢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壞，以及戰爭期間長年在海外服役，而遭到破產。廉價穀物和成群奴隸又源源不斷地從征服地流入羅馬，故農民們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賣給新的極其富有的階級。那些富人們急欲積聚大地產，因為在他們心目中，經營農業仍是有身分的人的唯一體面的職業。所以在義大利，公元前2世紀時，為不在地主所有、由奴隸們勞作的大莊園不斷增加。失去土地的農民流入城市，住在骯髒的屋子裡，再一次與奴隸們競爭可能得到的工作。官方關心的只是向他們提供“麵包和馬戲”，以免發生騷動。城市生活儘管也不安穩，但至少是令人興奮、有吸引力的。雖然詩人們大聲讚美鄉村生活的種種美好，可農民們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仍繼續成群結隊地湧向當時的歷史學家薩盧斯特稱之為“公共廁所”的羅馬。
羅馬帝國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經濟方面一樣，也是苦澀的。早期的民主化趨向團元老院在海外指揮的戰爭節節勝利、其威望和權力大大增加而轉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層民眾也不再成為民眾政府的基礎，因為他們總是樂於出賣自己的選票或支援那些答應解脫他們困境的煽動者。此外，軍隊的性質也起了變化，成為一種破壞性力量。帝國的職責要求建立一支大規模的常備軍，徵召有產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滿足帝國的需要。所以，凡是志願當兵的皆可入伍，破產農民開始長期服兵役。結果，羅馬軍團由平民軍隊變為職業軍隊。現在，士兵們首先忠於的不是國家，而是他們的指揮官；他們指望從指揮官那裡分得一份戰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將軍們愈來愈開始把交給他們指揮的軍團看作自己的附庸軍，利用附庸軍來大發個人之財。
帝國的擴張也給文化帶來破壞性影響。原先，羅馬人傳統的美德也就是貧窮、勤勉的農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當大量財富開始源源湧入首都時，有關節儉、禁慾和勤勞的古老說教很快給遺忘了。瘋狂地爭奪金錢，暴發戶故意炫耀的揮霍浪費，以及對人類一切社會準則的冷漠無視，成為共和國末期的主要特徵。當時有人曾抱怨說：“羅馬已成了這樣一個城市，在那裡，情婦的價格高於耕地，一盆醃魚的價格高於耕地人。”
根據以上所述，可以明白，從公元前146年布匿戰爭結束至公元前27年羅馬共和國結束這一時期是一個充滿危機——階級鬥爭、奴隸起義和不斷增多的軍人對政治的干預——的時期。開始時，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蓋約·格拉古勇敢地進行了一場改革運動。他們試圖利用店已由競選獲得的保民官的地位來實施溫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頭政治的執政者堅決反對，並不惜使用暴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連同他的支持者約300人一起被殺。過了12年，蓋約也被迫自殺，元老院恢復了它的統治。
格拉古兄弟的結局說明，任何領袖人物若無優勢力量供其支配，就不能獲勝。因而，現在登上歷史舞臺的是那些在長期邊境戰爭中贏得民眾喝采和支援的將領們。戰勝北非努米底亞部落的將領馬略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與在小亞細亞打敗米特拉達悌國王的蘇拉相對立。在蘇拉使自己成為羅馬唯一的主人之前，他們兩大派展開事實上的內戰達數年之久。蘇拉於公元前80年引退，引退以前，他一直力求恢復元老院在歷史上充當的政治裁決者的角色。實際上，此時的元老院已勢力強大、大權獨攬，使羅馬僅僅是名義上的共和國。不過，擁有最高權力的元老院並未能穩定局勢。公元前73年，偉大的斯巴達克奴隸起義爆發，並一時威脅到國家的生存。不過，最後還是財力雄厚的帝國獲勝。斯巴達克在戰鬥中陣亡，通向羅馬的大道兩旁是打死在十字架上的斯巴達克的追隨者。
羅馬及其帝國之所以能倖存，是因為建立了能吸收社會各分子的力量的個人獨裁統治。雖然這一點現回顧起來很明顯，但尤里烏斯·凱撒的偉大貢獻就在於他當時已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並付諸行動。凱撒作為高盧的征服者而聲威顯赫，他還建立了一支強大、忠實的軍隊。公元前49年，他渡過把他的行省和義大利分開的魯比孔河，在一系列輝煌戰役中擊敗了由其對手龐培指揮的元老院的軍隊。現在，凱撒成了帝國無可爭辯的主人。凱撒得到統治權後，原本會做些什麼，我們不清楚，因為公元前44年，他被舊寡頭政治的代表人物謀殺。
凱撒死後，他的養子和繼承人屋大維與政治冒險家馬克·安東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