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是東北長存人，張存橋是山東鉅野人，江青是山東諸城人，姚義元是浙江諸暨人。除了姚義元能操上海話之外，王洪文、張春橋、江青連“阿連”都不會說。“四人幫”曾一度被稱之為“上海幫”，那是因為這四個人都是從上海“基地”起飛；藍蘋的成名，便是在上海灘、她的“革命樣板戰”，她的批判《海瑞罷官》，都是以上海為“基地”才搞起來的；
“狄充”鑽入左翼作家陣營，也是在上海灘。後來，就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出任何慶施政治秘書，直至解決“安事事件”，發動“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乾的；
王洪文從部隊復員以後，分配在上海國棉十七廠。他在安亭臥軌攔車，他成為“工總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為這樣，在中共十大召開時，張春橋握著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代表楊小妹的手說：“十七廠貢獻了一個王洪文！”
至於姚文元，他一九四八年入黨，一九五七年發表了那篇引起毛澤東注意的《錄以備考》，他寫那篇震驚全國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都在上海。
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風”運動中，張春橋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廬彎區黨委宣傳部幹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報》上接連發表姚文元“批判”胡風的文章，張姚有了交情。接著，為了批判《海瑞罷官》，江青、張存橋、姚文元結成一夥。
自從王洪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為了共同反對周恩來、鄧小平，王、張、江、姚終於結成“神聖同盟”——“四人幫”。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日，穿著中山裝、留著短平頭的鄧小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日長的身份，出現在紐約聯合同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講臺上。面對各國的代表，鄧小平侃侃而論它澤東關於劃分“三個世界”的見解。這是鄧小平自從被“文革”風暴颳倒之後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公開露面，成為外國記者目光匯聚的焦點。
外電紛紛預測：“精力充沛的矮個子鄧小平，毫無疑義將成為周恩來的接替者，中國未來的總理。”
讀著內參上登載的外電評論，張春橋那黑眼珠頓時成了兔子般的紅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後，張春橋一直把雙眼盯著國務院總理的位子。顯然，只要周恩來健在一天，周恩來就是總理。眼下張春橋所要力爭的，是“第一副總理”。因為“第一副總理”有雙重意義：第一，現在總理正病重，“第一副總理”意味著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來故去，“第一副總理”理所當然地成為總理。
周恩來已正式向毛澤東建議，設立“第一副總理”。毛澤東呢，也覺得需要設立“第一副總理。不論周恩來，還是毛澤東，都深知鄧小平和張春橋勢不兩立，同為副總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確誰”第一“，國務院的工作會亂套。
在中共十大之後，毛澤東委託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四年十月，周恩來在北京醫院住院，毛澤東在十月十三日抵達湖南長沙療養。江青呢？接連捱了毛澤東的批評，囑她“不要多露面”。誠如江青自己所言：
“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閒人，沒有分配我什麼工作……”
十月四日，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打電話給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電話的內容，迄今仍可從王洪文親筆所寫的電話記錄中查到：
“誰當第一副總理？鄧。”
這一句話，引起一場大風波。
第八章 總理夢化為泡影
與鄧小平對著幹
十月四日晚上，作為“四人幫”之一的王洪文，當即從中南海打電話到釣魚臺把張玉鳳的電話內容，轉告了“幫”中的另外三個人。
過了好幾天，王洪文才把毛澤東的意見，告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來。
張春橋擦得鋥亮的黑皮鞋，在釣魚臺賓館的紅色地毯上來來回回踱著。從張玉鳳那裡傳來的那一句話，擊碎了他的總理夢。在當時的中國，毛澤東的話仍具有“一句頂一萬句”的威力。毛澤東說“鄧”，那就不可能是“張”。一旦鄧小平正式出作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那張春橋就只能屈居鄧小平之下。想到當年指揮蒯大富，調動幾萬紅衛兵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聲震北京城，如今卻要聽命於鄧小平，張春橋的肺都快要氣炸了！
幸虧，毛澤東的意見，還只是在電話裡說說，沒有正式形成檔案。倘若能夠使毛澤東改變主意，那還可以挽回此事……
丹麥首相哈特林即將訪華，定於十月十八日到達北京。這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