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報上刊登廣告，按摩女也同長三們似的，取了香豔的名字。吹捧文字說“按摩女都是國產品，所以最合國人的胃口”。中國按摩院分土耳其派、俄國派、巴黎派和中國派等等不同的按摩方式，然其主業乃是性。據說按摩女為客人提供 “清”或“濁”兩類按摩，“濁”也就是“開炮”或“手淫”。６１一指南書譏諷地說，“也有幾家專門在按摩上用功夫……不過是少數而已。” 按摩院成了激烈的警世言論的議題。一部指南警告說，按摩院只是將客人的病痛轉移到身體的另一地方去，害他得了“風流病”；另一作者指責按摩院“掛羊頭賣狗肉”。僱傭歐洲人的西洋按摩院公認十分潔淨，與之適成對比的是，各大報紙所報道的中國按摩院則是設施骯髒，按摩女的白色工作服已變成了“土灰色”。有一篇婦女雜誌上的文章聲斥“一個醜陋畸形的社會制度”，說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使按摩女郎成了“變相的娼妓”。文章解釋說，在按摩院做的女子生活還不如公開的娼妓，因為她們沒有正式的薪金，只靠一點小費。描寫她們的文字與描寫雉妓類似，說她們也受到狠心的“變相老鴇”的榨取，如果沒做到生意或掙不到什麼錢，“皮鞭沾水就會光顧到她們頭上。”寫中國按摩院的文章與描寫洋按摩院的文字成為對照，將按摩女和顧客輪替寫成受害者。 還有一種打擦邊球的賣淫服務，提供者為女嚮導，她們受僱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興起的嚮導社。到了40年代，上海已有好幾百家嚮導社。開始的時候小報的報道還著重描寫其“正當”性以及男女嚮導的斯文體面，但是到了1937年，有的書乾脆說嚮導對上海一無所知，根本不像廣告上說的那樣漂亮，簡直就是變相的娼妓等等。舞廳和妓院的業主視嚮導女為競爭物件，他們顯然向工部局施加了壓力，故嚮導社是不準在報紙上登廣告的，於是它們就將自己的名稱和電話號碼印在餐館和酒吧的紙巾上。還有一種宣傳自己服務範圍的方法，那就是僱傭推銷員到酒樓和旅館去，發廣告卡，把嚮導員的照相簿送到客人眼前讓他們看。等嚮導女叫來了，“她正正經經地坐在你的對面，或是坐在你旁邊，沉默似地等待著你的舉動，你的企求，當然，這門玩意兒總得你自己先開口，先動手，嬉皮笑臉的搭訕上去，甚至無聊的問她幾歲？生意好？儂歡喜我！等，她們才會跟著你說笑，跟著你玩……她們也不像紅舞女一樣的應酬功夫那麼好，能夠玲瓏乖巧的會說會笑。”40年代一名嚮導女每日可能掙10元，她自己只能留下三分之一左右，其餘的要分給跑堂的、推銷員和嚮導社老闆。嚮導女和茶役一樣，掙的還不夠餬口、買衣服和化妝品的，只好靠同客人睡覺賺些外快。開向導社的許多是小地痞流氓，書中說他們惡待嚮導女，同老鴇和堂子老闆虐待下等娼妓沒有什麼兩樣。日本佔領以前，６２公共租界的嚮導社必須在工部局登記，取得營業執照。 20世紀30年代大量湧向遊藝場、電影院和百貨公司的有一種叫做“淌排”（“淌牌”）或“淌白”的女人。“上海人謂之‘淌排’，言其在路上淌來淌去，頗像浮於水面之無主木排。……略施勾引，她順著水勢便淌到你身邊來了，此之謂‘撈淌排’。”她們與雉妓不同，後者在馬路拉客受到市政府種種法令條規的限制，但她們卻在新建的公共場所游來蕩去，不受官方干涉。指南書告誡說撈淌排有危險，一定要仔細鑑別。她們看上去就像女學生，著裝時髦，腳蹬高跟鞋，臉上施著脂粉唇膏。大多淌排自立門戶，也有的一望便知有跟包孃姨監視著。不知情者難免搞錯，“每有一般急色兒，誤撈人家人，吃耳光挨毒打。”指南作者細細教會粗心人識別的招數： 如一個女子獨自一人在百貨公司或遊藝場等公共場所走動，那她多半是單放的淌白了，“因為好好的人家人，決沒有單獨一人，必有親屬陪同的。”最難辨別的是“雙擋”，即成對出行的女人。書中告誡男人要注意她們走路時“是否回眸斜睬”，同她們搭訕時對方有無回應。倘若女人似乎有意，她起身走時就應盯上，到百貨公司樓頂花園的僻靜處去談話，將事情定妥。淌排在遊藝場遊蕩，還有的流動賣娼婦女則蹀躞往來於旅館的走廊，旅館的茶房會相幫著一起物色嫖客。大旅館中還有“流動的按摩”，一部指南說她們是“衣衫華美，皮鞋橐橐的摩登女子”，提供全身按摩，發揮手的才藝。旅館裡還可讓茶房去叫算命女，來了就算命或當即做皮肉生意。二戰以後，還出現了一個所謂“吉普女郎”的新賣淫群體，她們乘坐著美國士兵巡遊上海的車輛，專門為盟軍提供性服務。 舞場中的脫衣舞表演亦是順帶性服務的新形式。作為戲劇演出劇目的脫衣表演名義上有個故事，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