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例如性的意義、其他的社會關係，以及人們如何透過“性”這個媒介展開有關政治權力和文化轉型、國民性和文化歸依感等等問題的討論。 中國現代有關娼妓業的爭鳴在某些方面呼應了歐美的論辯。晚近的女性主義學術研究探索了娼妓業對於“一個社會的階級和社會性別構造”的種種啟示作用。娼妓業可說明 有關男女之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權力安排；通行的性意識形態；……情慾性的和生育性的女性性行為被納入特別的體制性安排的方法；改革者和妓女之間跨階級的聯合和對抗等。④ 這方面的文獻著作過於複雜，無法在此概要述之，然而其中有一些反覆出現的主題則對上海問題研究不無意義。首先，文獻資料大體上是管理者、改革派、記者、小說家等等生產出來的，想在梳理這些資料的同時分辨出“來自妓女本人從業經歷的語言”⑤是十分困難的。其次是對娼妓業之強大的象徵作用的關注。阿蘭·考爾班在討論19世紀法國的情況時寫道：“人們所寫的、所議論的娼妓問題，實在是集體妄想的聚焦點，是各式各樣焦慮的匯合處。”⑥就法國而言，焦慮包括害怕“性病、社會革命，以及任何意義上的‘道德敗壞’”⑦，也包括懼怕男性統治受到威脅這樣一種更籠統的意識。⑧對於20世紀早期的美國而言，焦慮的內容還包括“不加限制的移民……不可名狀的城市，酒的罪惡，工人階級城市文化的生長，而最重要的，是婦女的社會角色的變化”⑨。 這類學術意見中共同的第三個主題是不再（如許多改革者那樣）將娼妓活動視為墮落或道德缺陷，而是堅持將娼妓業當成一種勞動形式，哪怕它並非總是自願選擇的工種。有些學者爭議說，妓女本人將她們的活動看成是在工作。妓女的勞動以及從中獲得的收益既可讓她們擺脫窘困的家境，做到經濟自立（19世紀的紐約就是這樣的），也可幫助維持其家庭的良性經濟週轉（如殖民地時期的內羅畢）。 新近的學術見解中第四個主題是竭力擺脫將妓女刻畫為犧牲品的做法，力求尋找從事性行業的婦女在歷史上所起的能動作用，無論這種作用多麼有限。這就需要關注老鴇的創業才能，而且應對妓女是“無辜的犧牲品或邪惡的傷風敗俗者”這種兩極化的認識展開評論。魯思·羅森寫道，儘管買賣婦女的現象在英國和美國的公眾中引起了相當大的恐慌，但“從事娼妓業的絕大多數婦女並非被生拉硬拽、灌了蒙藥或用棍棒打著進來，才不情願地做起這份苦役”。相反，６正如克里斯廷·斯坦塞爾所評論的，“娼妓業是充滿艱辛的、道德上難以定論的許多選擇中的一種。”在某些情形中，它為婦女提供了有限的控制權。朱迪斯·沃科維茨解釋道：
第一章 導言（二）
從表面上說，娼妓業似乎是男性霸權馳騁的舞臺，在這個行業中女人被當作交易的商品出售。實際情形中，往往是女人把持著行業，她們通常住在一起，形成了明確的婦女小團體。妓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男人的役使，但她們也並非只是被動承受男性虐待的受害者。她們會以個體和集體的方式進行自衛。她們討價還價，她們既可能受到男人的凌辱，卻也可能搜刮嫖客。 新近對娼妓問題的學術研究中最後一個重要主題，是國家當局與主張改革的人士之間的激烈論辯；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許多國家都發生過這樣的爭論。粗略說來，得到醫療部門支援的政府官員辯稱賣淫是必要的罪惡，應透過妓女登記和對她們進行醫療檢查加以管理、節制，而包括基督教和婦女權益活動家在內的各類改革派則反駁說，娼妓業是社會罪惡，應予以廢止、革除。各種不同的管理方法塑造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法國、英格蘭、蘇格蘭、義大利、俄國等國的賣淫組織的形態。管理的主張輸出到殖民地後，還加上了種族主義的特色；管理者對當地妓女竭盡汙衊之能事，他們設法保護殖民者（尤其是士兵）不受疾病的威脅，免受所謂不潔的有色婦女的危害。 對於妓女來說，無論管理還是取締都不是什麼好事。在管理制度下，婦女必須履行繁複的登記手續，這使她們同本來所隸屬的勞工階級群體割裂開來，也使暗娼數量增加，致使警察可以用懷疑賣淫的理由隨意滋擾全體勞工階級婦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認為發放執照和體檢有損婦女地位、因而反對進行管理的上層婦女改革家，對她們那些“失足姐妹們”也好不了多少。許多女性主義團體自以為是在打擊對婦女的性剝削，同時也是在更廣的層次上打擊男權統治。然而，禁娼的法令往往使勞工階級婦女的生活陷入更深的困境。禁娼令下，政府加大了打擊賣淫的力度，許多婦女被迫地下賣淫；當她們受到警方騷擾時，就會向拉皮條人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