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保護，但這樣做的代價更慘重，不但丟了收入，失去了控制權，甚至難保人身安全。 上述各主題在上海娼妓業的發展程序中也都具有重要性。但在中國，７人們就什麼樣的兩性關係和社會性別關係有助於在半殖民地的不利環境中形成現代國家的問題，進行了熱切的公開討論，在這種場合娼妓問題也會被提出來。中國從來沒有成為某一大國的完全的殖民地。相反，從19世紀中葉起，歐洲列強、美國和日本紛紛立足通商口岸，並佔據了包括城鄉區域在內的更大的勢力範圍。毛澤東發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語來形容這樣一幅情景： 軟弱的國家政府對農村的上層實施有限的權力，外國人則控制了現代經濟部門，介入地區政治和全國政治。口岸城市中的租界是外國直接的政治統治、經濟活動和思想影響最為密集的地區。 從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上海一直是條約確定的通商口岸，城市中有一部分歸西方人治理。西方和日本的商人、水手、工業家和冒險家在上海安家，有的還在上海發了財。上海也是中國最大的工商城市，它吸引了全國的商賈，吸引了農村男女前來討生活。上海還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上海包容了來自各國、各地區、各階級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它也是庇護所，從基督教道德自新派到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等，各路政治鼓動家均廁身上海。所有這些人群分別歸屬三個不同的市政機構（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繳納地產稅的外國人選出的委員會管治。洋投資者活躍在商業和輕工業界；洋教育家則控制了上海許多新的教育機構。 在動盪不定的、事實上已經殖民化了的上海，上層人士本身經歷了深刻的經濟政治變化，痛切地感受到中國半殖民地狀況之不穩定，國家主權之脆弱。正是中國的這種不完全的殖民化狀態引發了特殊的、與真正的殖民地不同的焦慮。一方面，形勢隨時有可能惡化（也確實經常面臨惡化的境地）；但從另一方面看，目標明確的果斷行動有可能避免更大的政治災難。上海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主張。大多數民族主義者以建立強盛的現代國家為目標，這個現代強國應能採納殖民者的方法並作這樣那樣的變通，以此來挫敗殖民擴張，防止“半殖民主義”深化，並最終擊退殖民主義勢力。 形形色色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所要爭取的現代性並沒有得到清晰的界定。現代性是個閃爍不定、不斷退移遠去的目標。它包括經濟和軍事實力，但很多人感到也必須對文化習慣進行徹底的檢討修正。現代效能使半殖民狀況成為一去不復返的歷史；８在娼妓問題、性、婚姻和公共衛生等方面的大辯論，與界定中國現代性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然而，雖說引起這些討論是因為上海存在著顯著的外國勢力，而且討論處處受到這種存在的影響，可討論本身卻很少直接提到外國人。中國的文人作家說到洋人時，通常是為了拿歐美、日本的娼妓或婚姻狀況來作比較。在上海從業的洋妓女、她們的洋嫖客、嫖華妓的洋人，以及更廣義地說，對塑造上海的形態和歷史起了重要作用的半殖民主義勢力的活動等等——凡此種種，在大多有關娼妓問題的文獻資料中只是一筆帶過。這是在半殖民化的城市的縫隙之中、決意要在內部進行的一場有關現代性的對話。 一位上海婦女向男人出售性服務（對參與者和觀察者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是因娼門層次的高下和時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的。這是因為上海娼妓業有多方參與其中，所有的參與者——妓女、老鴇、嫖客、妓女的相好和丈夫、孃家人、夫家人、警察、法庭、醫生、市政府、傳教士、社會改革者、學生和革命者等等——都在無形之中影響了對娼妓問題的認識理解，並對所形成的認識提出質疑、反覆商討和吸納利用。於是，研究娼妓業及其變遷對理解上海社會多個階層的思想和社會習慣具有啟示作用。又因為關於娼妓問題的辯論往往在地區或全國性書刊上進行，故這一研究也能勾勒出20世紀中國社會有關社會性別與現代性的爭論的概貌。 在我所研究的這一個世紀中，不斷變化的妓女形象在上層人士的討論中起了重要的意識形態表徵作用。上流社會男性（間或也有上層女性）寫下了大量的有關娼妓的文字，但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在上流社會的話語中，高等妓女體現了圓熟的文雅情致，成了溫文爾雅的最高權威。指南書、回憶錄、人稱“蚊蟲報”的尋訪豔跡的小報等大力讚歎美貌的名妓，描寫往往含有刺激性的細節，盡情渲染她們與城裡闊佬權勢人物之間羅曼蒂克的糾結。這類文章還往往含有警示性的語言，正告讀者妓女會如何耍手腕，在顧客身上打錢財主意。文章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