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參與。亦據該報說，閻作證說“他的主要意圖是搶她的東西，根本沒有打算要她的命”。同吳一樣，閻也稱殺人的事情是另外兩人犯下的，但表示接受策劃蓮英之死的責任。他要求給他一部《聖經》，他料到自己會判死刑，對法庭說自己是天主教徒，請求處決時讓神父在場為他做祈禱。法庭裁決兩被告犯有刑法第376條所說的使用暴力搶劫並殺人罪，依法判處死刑。但報紙上的故事到此為止了，犯人最終怎樣未見報道。陳定山在1967年的回憶錄中說，閻瑞生和同犯被押送吳淞西炮臺執行槍決，“觀者又傾城而出，吳淞小火車，至車頂上亦載乘客。” 報刊有關審判的報道有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描寫蓮英的時候使用非常有節制的、懷著敬意的語言。《字林西報》稱她為“上海名氣最大的歌女之一”，“普遍認為她的美貌在上海這個圈子中僅在一人之下”，“相貌不凡，十分美麗，被視為她那一行的第一流人物”。正是這個時期，洋人社會在激烈地爭論應許可還是取締娼妓業的問題，爭論的範圍中應包括歌妓在內。儘管如此，報上描述蓮英的職業時，一點沒有道德上表示輕蔑的意思。報紙倒是指出了她的一個弱點，但並不是責備這個漂亮女人到處拋頭露面，同男人發生婚外關係，而是說她“總喜歡一身珠光寶氣，為得到首飾什麼都肯幹”。報上兩次評論說這恐怕是“她死的直接原因”，但卻沒有趁機斥責好裝飾的習慣或敲打妓女。整個報道讀來好像是在講一個163上海社會知名的美貌職業女性求饒不得、遭到了駭人聽聞的殺害。相比之下，給閻瑞生的畫像是“好玩弄女性，品行不端”。他在消遣娛樂方面的趣味已預示了他的不穩重和危險：“據說他常常去看電影，頂喜歡那種聳人聽聞的劇情。” 整個庭審過程中，小報提到蓮英家裡的困難也表示了同情。據說蓮英在一隻箱子裡放了370元現金，但喪事花了1100元，她母親只好當了蓮英剩下的首飾銀器，替她還了債，買了口棺材。此外，《晶報》說她母親還付了一個私家偵探1000元，讓他去抓閻瑞生（這一說法同有關逮捕閻的其他報道相悖），還需要更多的錢去告這個偵探。蓮英的老客人幫她母親僱了個律師來打官司，此人大概因常代表妓女出庭的緣故，得了“護花律師”的別號。但這場官司卻未見任何報道。 10年後，《晶報》辦了個專欄，緬懷故去的蓮英。報道說蓮英的家人將棺材放在公所，每年付寄存費，過了多年未給她落葬。蓮英的女兒好冠由蓮英的父母和兄弟撫養，這時已11歲了，正在學唱戲。蓮英九週年忌日時，她母親發了個訃告，請了和尚，在蓮英落葬時為她唸經。費用是蓮英過去的兩個老客人付的，應她母親的要求，每人給了她300元。在這次的報道中，蓮英的家人和從前庭審描寫中的一樣，顯得穩重、有愛心、有決心討回公道、有能力也願意照料蓮英的遺骸，並且中規中矩地撫養她的遺孤。 蓮英死後，這一題材進入了通俗傳奇領域，廣泛地為京戲、滬劇、話劇、說唱、電影、商業廣告等所採用，她的事情在街頭巷尾傳了二十多年。陳定山說，有一出根據蓮英的事編寫的戲裡，為逼真模仿妓院薈萃的四馬路（現福州路）夜景，演員居然將真的汽車開上舞臺。另一個場景中，演員在臺上吃起西瓜來，這件道具在嚴冬季節價格十分昂貴。還有一齣戲裡有蓮英被害後託夢給妹妹一場，飾妹妹一角的女演員“時方紅極共舞臺”，戲中名曲“你把那，冤枉事，對我來講”灌了唱片後，“北里歌場無不摹仿”，演藝與人生關係何其緊密。一個扮閻瑞生的演員演得逼真動情，據說“臺下觀眾，有識閻瑞生者皆為泣下”。有的上海人相信閻實際未被處決，說是他的朋友朱少爺給他買了個替死鬼。陳定山評述說，國家大局動盪不安，164上海人卻陷在蓮英的事情裡頭拔不出來，意思是說蓮英的案子轉移了人們的視線，大家不去考慮更為嚴肅的問題了。他還稱蓮英和閻瑞生為“黃色新聞之鼻祖”，說他們開創了一種風氣，使殉情謀殺之類的新聞成為大眾貪婪獵取的物件，並被敷衍成臺上的戲。他以有點尖酸刻薄的口氣評說道，所有扮演蓮英的女伶“扮相之美，皆勝蓮英本人十倍”，還說蓮英居然“藉死以留名，亦云幸矣”。 陳定山寫蓮英一案始末，已事隔四十多年。他為此類故事的演繹過程提供了很好的例證，使我們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故事如何積聚起越來越豐富的層次和細節，而其中大部分都是無法證實的。例如，陳定山寫道，閻瑞生一開始想搶的不是蓮英而是小林黛玉。小林黛玉甜言蜜語地從客人那裡騙來的鑽石首飾讓閻瑞生垂涎三尺，而鑽石是那個客人從自家兄弟開的珠寶行中順手牽羊“借”來的，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