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一如既往，他還是在我的Krav Maga訓練問題上糾纏不清。
他聲稱：“我們應該重新考慮一下她的問題。特殊待遇已經讓整個隊伍很不安定。”
另外一個指揮官附和到：“是該換種處理方式了。”他擔心影響自己帶的小隊。
有人建議：“如果我們給她一個‘職務’讓她自己去幹呢？”
接下來，就是要給我帶的小隊一個名字，以和其他小隊區分開來。問題是我的隊員都沒練過Krav Maga。我試著告訴他們，說安排起來並不難，但頭頭們不想開此先例。
至於我的教官多夫，他倒是從我最後一次出任務之後就改變了看法。眼下他就極力為Krav Maga說好話，只是立場過於溫和。不應該放棄耐力訓練“因為她非常需要這個”。他建議多練習。
那位醫生呢——純粹出於科學上的好奇和擔心，他曾在一次Krav訓練課後為我做過非常認真的檢查——他一點也不含糊：這種訓練有助於我康復。他證實，心理效果不錯這是無可質疑的。他總結說：“從概念上來講，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甚至可以談談‘精神’訓練的問題。”他的報告幫了我忙。
第一次，我採取了非常文明的陳述方式。我寫了一份報告呈交上面，說明我的立場。既然保下一條命在他們看來還不夠有說服力，我便換了一個角度，說得頭頭是道：任務往往艱鉅，我需要學會先擺脫困境，再想辦法達到目的。在規範訓練裡目前這類需要還沒有受到重視，這使得我停滯不前，妨礙了我在鈍性方面更進一步。為了達到“被動力量”之效果，我必須加強積極反應的能力，而把它用在最後關頭。一旦我真的掌握了這種本事，保持鈍性就沒有問題了。我保證。
討論了差不多半個小時他們還在原地打圈，因為沒人願意接受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給我完全的自由。這一主要議題還沒有結論，他們開始轉向什麼“戰略分析”，以及如何用我最為合適的問題。
討論再次卡殼，還是烏里以大頭兒的身份出場，畫了個句號：“暫時就隨她吧。”
這麼多年裡我只有一個願望：“我就不能得到五分鐘的安寧嗎？”而我從來沒像現在這樣勝利在望。烏里的約法三章簡單得很，也還顯得可信：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訓練，但必須無條件地接受任何任務，哪怕是很古怪的任務。他盯著我的兩眼，最後下了個結論：“至於你解決問題的方法，被動也好，不被動也好，前提是不要惹出麻煩。”
對他們告一段落，對我也告一段落。大家都滿意了。
2000年10月12日：兩個以色列預備役軍人在雷馬拉的警察局裡，被野蠻地以私刑處死。
一次大範圍的“整頓”。一幫“管理幹部和高階軍官”跑來巡查隊伍、營地、裝備和訓練情況。目的在於讓我們忘記那些眾所周知的挫折，鼓舞士氣，讓我們覺得自己頗受重視。
他們在同一時刻就佈滿了各個崗位，滿臉笑容地站在我們背後，讓我們沒辦法交頭接耳。我們行軍和跑操的時候，也會和他們不期而遇。
有個為我們準備“年度總結”的可笑傢伙實在讓我難以忍受。他和我聊什麼耐力和計算機，和翻譯聊語法和句式，和射手聊彈道學和瞄準。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能。他甚至打聽Krav的訓練問題……趁我不在的時候。他知道我那會兒不在。什麼東西。
我保持耐心，第三千次傾聽那永遠的經典名句，“以色列是一個強敵環伺的小國家，它曾經不得不現在依然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存而戰鬥……”，我心想，三四十年來這段話利用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失去的生命和被毀掉的家庭該由它來負責。
“你為什麼這樣看我？”
“我在想多少生命被毀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說：誰也不會無來由地受苦。”
誰也不會無來由地受苦，誰也不會無來由地受苦。可笑之極！他有什麼資格來評判？在他眼裡，什麼是“東西”，什麼又是“人”和“什麼也不是” ？在他看來我又是什麼？一件東西？什麼也不是？反正不是人。
從他們死去或者被毀掉的那一刻起，他們就不可能“什麼也不是”。這是明擺著的。所以這個傢伙說的全是一派胡言。他們是為了某樣東西才受苦受難。但那又是什麼呢？國籍？理想？一份能夠拯救一個人或者一百個人的情報？這值不值得呢？沒有人可以評判。我更傾向於相信，正是上面的人，把他手下人的命運指向了痛苦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