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
“好啊，那又怎麼樣？他已經習以為常了。”我嘆口氣。
“我那位拉了一天肚子，把所有的衛生紙都用光了。他說我們的後勤水平不行，也告狀去了。”
“沒什麼，受點批評對他們有好處。他們夠小氣的。”
“我那位和幾個東正教極端分子八卦了一個小時，就因為他們和他一樣，是波士頓來的！”
我知道這個同伴是個語言純潔主義者，調侃他說：“我想你趁機糾正了一下自己的口音吧？”
這次他們的抗議就跟大合唱似的。我手忙腳亂，沒辦法穩住任何一個。隨他們去了。
“陪他們去那邊根本行不通！他們完全不懂，那些敢死隊員晃來晃去不是愛錢，也不是為了毒品和愛國。是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些阿拉伯人，沒有一個是能被愛心感化的！你去和他們說清楚……他們太輕率了……他們恨不得和每一個人親密無間地聊天，他們甚至能把巴勒斯坦警察叫過來提一打問題。我們受夠了，我們叫停的頻率就跟交通警察似的……他們不能渴著……他們每頓都要吃牛排或者漢堡……他們的口音真可怕……這幫美國人什麼都不懂！我們到處無所顧忌，也無意收斂。”
我等著他們平靜下來，等著他們自己閉嘴，可他們怒氣未消。同伴們看著我，目光閃爍。我明白他們還有話沒說出來。我問：“還有什麼？”
軍銜最高的那個掃視了一圈，尋求到同伴的支援後，他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有點遲疑。
“你知道嗎，那個小隊長安東，穿得很好的那個大頭娃娃？”
“安東又怎麼了？”
“下午回來的時候，我們帶他們去參觀了電腦房。你知道，這是日程上有安排的。”
“沒錯，我看過，由人領著參觀‘情報處’。然後呢？”
“然後安東說，你的電腦是破爛狗屎，他用它什麼也幹不了。”
“他說什麼？”
“你不是聽見了嘛。”
我應該控制自己，我應該強迫自己正確對待，就像聽剛才他們抱怨時一個樣。我儘可能心平氣和地說：“是有點‘破爛’……怎麼說也是舊了點……”
他們看著我，有點洩氣。我想，我的外交禮儀已經表現得比較充分了。
“夠了！這個穿著500美元衣服的傢伙！他們的所作所為我忍無可忍了！”
副官像個孩子似的重新活躍起來，繼續報告：“他說，‘瞧它發出來的這噪音和熱氣，這哪裡是什麼電腦，這是散熱器呢’！”
“讓他們見鬼去吧，和他們閃閃發亮的手錶、衣服一起見鬼去吧！明天，我們把他們丟到巴勒斯坦人那邊不管了。”
我們真這麼幹了。丟起來也不容易，他們太好識別了，那些勇敢的人——不管是以色列軍人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總是飛快地追上來，提醒我們不要忘記帶上“我們的朋友”一起走。在這點上倒是步調一致。傍晚的時候，趁他們專心致志聽一個能說一口好英語的阿拉伯人歷數1948年以來的悲慘處境時，我們終於逃之夭夭，自己回了總部。不用說，當天晚上我因為這不負責任的行為而被罵了一頓。我早料到了，這是該付的代價。
“你怎麼敢？”指揮官說我幾乎釀成外交風波，“把他們丟在巴勒斯坦人的地盤上，孤零零的周圍都是滿懷仇恨的阿拉伯人，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自然什麼事情也沒有，他們就在哨卡旁邊。士兵都看著他們呢。大太陽的，他們不會看不見美國人身上‘材質特殊的衣服’。”
例行公事地斥責了一通之後，指揮官向我宣佈，我們被正式取消了餘下的培訓。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我轉身對著他，心情有點複雜：“晚上他們到底怎麼從雷馬拉回來的？”
他告訴我：“阿拉伯人不願意留他們，開車把他們又送回到哨所。”
“兩百米外那個嗎？他們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麼著，他們都是由你負責的，”指揮官目光陰沉地提醒我，然後示意我馬上出去，與此同時他聳聳肩，臉上閃過一絲曖昧的笑意。
幾個月後，我們受到安東和他同伴寄來的一張賀卡。是寄給大家的，上面只有幾句預先印好的套話，署上名。信封上，在列印的大寫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一行小寫的字，用括弧括起來了，“不友好”。
這天早上，我被通知參加一個重要會議，有醫生，大頭兒們——烏里也在其中——還有小頭頭們，包括我的“頂頭上司”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