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眾人皆知，因為他們打斷了我的腳。不如說是腳趾頭。說實話，我真希望它們沒有斷掉。如果我的右腳當時能挪開一小點，如果他不那麼激動，如果他丟了那根紫紅色的棍子，如果他站到右邊，並且如果我能靠在上面，就能確保腳不斷了。
而現在除了對著他們大發雷霆就無計可施了，當那個瘋子教官問是否可以使出全力的時候，我聽到我的指揮官回答說“可以”，並補充了一句世界上最嚴肅的話：“不用擔心，就算你把腿打斷了，也是為她好，因為接下來幾個星期她就不會再練什麼愚蠢可笑的Krav了，而是乾點正經事。”
在我和一個頭頭談話的時候，他用另一種方式證實了我不太清晰的記憶。
“如果必須用那樣的方式來讓你停止Krav練習，也不算糟糕，”在得出結論之前他先做了一個評判，“打了石膏，你在執行任務期間幹蠢事的危險性就小了，偽裝也更牢靠。”
他是認真的。我沒有打爆他的臉。我首先想到的是遠遠避開他們一段時間。
我的態度變化讓我自己很驚訝。換在從前，我可能為斷腳傷心一陣子也就完了！可現在，事情變得重大起來。幾乎是嚴重。我和Krav教練說了這種驚訝的感覺。他看著我，有點發窘，然後遲疑地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不過……生活就是這樣！”
我再一次帶著滿腦子疑問離開了訓練廳。什麼“生活就是這樣”？最終我也沒想明白。
幾個月過去，我對自己的身體重新有了一種依戀和喜愛，身體機能現在大有長進，因為它不再是被動的犧牲品，而是求生過程中的主宰。光從說話的表達方式中我就發現了變化：從說“進行防衛”，到“護身”，最後變成保護“我自己”。可能進步表現出來很細微，但對我已經是極大的成果。訓練由此又成了問題，自我調整尤其困難。我的生活除了痛苦再沒有其他：從裡到外，從精神到身體，都很難受。
1999年12月21…23日：以色列宣佈在黎巴嫩南部地區停火，允許真主黨運回他們餘下的戰士屍體。
2000年6月10日：敘利亞總統哈菲茲－艾爾－阿薩德去世。其兒子巴夏爾未經選舉程式繼任。
當我重返敘利亞這個數月前曾經發誓要永遠離開的地方，感受難以言表。又看到那些身穿制服的人了，就在離我一米之遙的地方晃悠，心裡除了微微刺痛以外也沒其他。當我說到心臟，我就必須聊聊胃啊肩啊，肘關節啊，第一第二根肋骨啊，不知所云。我已經忘了過去，這是件好事。所以我什麼也不提起。
一個同事已經幫我打好前站。他確定了幾個可以做聯絡員的人選，我則負責最後甄別，因為要和他們一起工作的是我。如果可能的話，我必須和他們建立起互相信任的關係。同事是個疑心頗重的人，如果他說找到了上上人選，我就可以閉著眼睛去見面了。
在這些地區旅行，不經歷幾次盤查目睹幾次逮人幾乎不太可能。我一共遭遇了十六次盤查，看到九次抓人場面。當兵的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緊張。誤傷越來越多。莫名其妙的抓捕令人恐懼，因為他們完全沒有章法可言。一個農民摔一跤，身子自然彎了下去，那些士兵怕他是要掏武器，一槍將他打死。還有個人被嚇壞了，士兵叫他往前走他卻向後退，也被當場崩掉。
士兵的神經質有他們的原因：支援巴勒斯坦人的遊行變成了騷亂。馬路上一片狂熱，很難看見一個舉止含蓄的人。那些不願意參加遊行的都被定性為叛徒。我不斷被盤查的或者遊行的人堵住，最後乾脆從野地裡穿過去，這才得以喘口氣。到達約人見面的那個村子時，我整整遲到了兩個小時。這也有好處，如果等我的人不夠誠意，那就早打退堂鼓了。
這個小村也被騷亂波及了，甚至有過之：狂熱的人群，到處打砸，點火，喊口號……我一眼看見了要找的人，就在八十米開外。他也看見了我，衝我這邊走過來。我確認了一下，沒有人監視。一個領隊衝著麥克風聲嘶力竭地喊叫了一句，我聽清了，是要所有人都齊頌經書。我那個未來的聯絡員沒有開口，還在撥開人群往前走。一個情緒激昂的年輕人叫住他。他必須加入進去才行。可這個傻瓜不吃這一套，他轉過身去，臉上掛著明顯的怒氣。
事態發展太快了。又一個人上來將他一把推倒在地，而他不知道說了一句什麼惹惱了這些人，他們向他撲了過去。我衝進正在毆鬥的人群中間，用身子擋開一些拳腳，總算把這些瘋子推開了一點。他們沒有把攻擊目標轉向我已經是萬幸了。我把這種場合當成了實地演習。根據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