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境，實有如插足京洛之地的鄉下武士，汲汲於保持京津的地 盤，儘量穩健的解決，以求自保。但是二十九軍的下層，特別是青年軍官們的排日抗日 風潮又甚激烈。加以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宣傳、鼓動，使宋哲元就是想表面上接受日本要 求也不可能。
不過，此時田代中將的心臟病發作，已經命在旦夕。
盧溝橋事變的訊息傳到東京後，於8日深夜，陸相杉山元即下令，以備對華緊急出兵。 令4萬士兵停止復員。
日本軍部內部的“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爭論頓然明朗。日本軍部主管作戰的 第一部部長石原莞爾，提出“事變不擴大”的主張。在軍隊內部得到航空本部長久邇大 將，參謀次長、前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等寥熱可數的幾個人支援。
石原莞爾，製造“九·一八事變”的主角之一，有“關東三羽鳥”之稱，被日本少 壯派軍人視為英雄人物。當他被調回東京迭任要職後，他卻頓悟前非，極力反對繼續侵 略中國。在盧溝橋事變前，就曾堅決主張駐華北的日軍撤到長城以外，而將長城以內的 中國領土全部歸還，徹底解決華北問題，使中日之間避免發生衝突。
有一次，石原莞爾在京都大學講演，竟然公開發表驚人的主張：所有應負中日之戰 的人員均應發交軍法審判。同時他更呼籲應由日本裕仁天皇親赴南京，向蔣介石求和。
多田駿，在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官之時，親眼目睹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多田和石原 之所以主張“不擴大”方針，均以中國民眾普遍抗日排日風潮極為高漲，和中國現在已 經是一個統一國家，而不再是過去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的狀況為理由。
“七七”之前，石原少將擔心華北會發生突然事變，警惕發生第二次“柳條溝事件”， 密派陸軍部軍事課高階課員岡本清福中佐到華北找各有關人員瞭解情況。岡本在平津逗 留一個星期，回國後，向石原作了極為樂觀的報告：“在華北的日軍中，雖然也有部分 人憂慮會爆發事件，但為數極少，從整體看，沒有特別擔心的必要。”
石原才略略放心。除此以外，佔壓倒多數的日本軍方首要，無不在秣馬厲兵，躍躍 欲試，企圖在即將擴大的中日之戰中一顯身手，如同日俄戰爭、中日甲午戰中的那些名 將一般。其中最強硬的主戰派諸如：朝鮮總督南次郎，鮮朝駐屯軍司令官小磯國昭，關 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內務大臣、海軍大將末次正信等。
內閣與軍部聯席會議上，兩派反覆激辯，多田駿與末次正信險險乎動了武。
7月9日，陸軍部決定了派兵方針，早上8時50分，杉山元陸相便在臨時內閣會議上正 式提出派兵案，陸相說：“……自事件發生以來不法射擊不斷，是一種無信不遜的態度。 尤其從第二十九軍的兵力和抗日態度來看，不如在此時派出適當的兵力，亦即從國內抽 調3個師團派遣到現地。”
其他閣僚認為，“從國內派兵時機不到。”
恰好此時，得知中日雙方於9日凌晨，達成了三項口頭協議。因此，杉山陸相的派兵 案就被暫時擱置起來。
接著，上午11時，日本內閣四相（首相、外相、陸相、海相）會議決定了“不擴大” 方針，提出“日本政府的解決方針是：中國軍隊撤退，處罰事件負責人，中國方面進行 道歉，以及今後的保證。”參謀次長今井清根據內閣會議的精神，9日夜裡就將《關於解 決盧溝橋事件的對華交涉方針》電示華北駐屯軍。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時間內予以承 認實行：一、停止中國軍隊在盧溝橋附近永定河左岸駐紮；二、關於將來的必要保證；三、處置直接負責人；四、道歉。
華北駐屯軍根據這樣精神，10日向二十九軍提出四項要求：一、二十九軍代表向日軍道歉；二、給肇事者以處分；三、盧溝橋附近永定河東岸不得駐紮中國軍隊；四、鑑於此次事件出於藍衣社、共產黨及其他抗日各種團體的指導，今後必須對此 作出徹底取締辦法。
石原莞爾以軍部第一部部長名義用無線電話命令天津駐屯軍，叫他們下令牟田口聯 隊立即從豐臺附近撤退到豐縣（指河北省豐縣），勿使衝突擴大。可是，天津駐屯軍的 少壯派參謀人員卻認為：撤退是交戰之中軍隊的最大恥辱。他們悍然拒絕了這個命令。
軍部非常不滿9日內閣決定的不擴大方針。第二天，參謀本部制定並透過了向華北派 兵的方案。決定從中國東北和朝鮮各派1個師團，必要時由日本國內動員3個師團，共5個 師團，兩個多月內使中國屈服。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