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隊由燕京大學領導。集合地點為前門外天橋。 傳單上只涉及反對華北自治，爭取救國運動自由，未對政府攻擊。學生出校即遭軍警攔 截，學生衝出，到南長街口，警察又持水龍向學生噴射，為學生所奪，放水反射，警察 四散而逃。
大隊至天橋集合後，就地召開市民大會，籲請抗日。呼口號散傳單，市民給予同情 支援，爭送茶水等。隊伍遊行至前門大街，遇二十九軍武裝巡邏隊，攔路不許前進，領 隊向前交涉，二十九軍軍官回答：“你們是對的，但我們勻奉上級命令，不得不攔。” 相持5個小時，學生隊伍遂分兩路，一向宣武門西行，一向前門北行。西行隊伍至宣武門 始知門閉不得入，清華女學生陸璀爬入城門，欲扭門鎖開城，為軍警所執，第二天即釋 放。清華、燕京收隊先歸，其他學校同學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風侵逼，學生終日挨 飢忍凍，晚9時後始擬收隊，分往東北大學及東城各學校投宿。軍警乘黑夜之中，皮帶、 刀背交下，學生多有受傷。事後檢查，重傷者75人，輕傷者297人，被捕者8人，失蹤者 25人。
兩次學運正面史實雖僅如此，但其波濤動盪至為壯闊。天津（12月18日）、南京 （12月19日）、西安（12月18日）、上海（12月14日）、廣州（12月12日）、濟南（12 月16日）、長沙（12月18日）、武漢（12月17日），各地大中學校紛紛響應，遊行罷課 請願，反對華北自治，釋放平津學生，討伐殷汝耕。一個月間風潮擴至35個城市，遊行 示威次數多達65次。是最為普遍的一次鼓動宣傳運動。
“一二·九”學生遊行之時，土肥原賢二偽作群眾擠在人群中觀看，第二天即在 《滿洲日報》上發表言論，稱“此次運動是受國民黨和共產黨鼓動的。”土肥原的言論 也許是他的猜測，或是有意這樣解釋！國民黨鼓動自己的國民反對自己，似是不通。說 是共產黨鼓動領導則是真的。高橋坦武官於第二次遊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 大校長蔣夢麟、教授胡適操縱學潮，要求驅逐蔣、胡離開北平，並懲辦預防不力之軍警。
第二次示威運動之後，學生中大部分主張作第三次遊行，但未被學聯會接受。學聯 會接納了清華、燕京學生要求，組織擴大宣傳團，向平漢線附近鄉村宣傳抗日救國，此 議在第四次學聯大會中透過。
擴大宣傳團系由平津學生聯合會共同組織，分五大隊，下分大中小各隊及排班，再 設常務、交通、組織、總務、糾察、調查、救護各組，悉採取軍事化組織領導與方法。
各隊預定1月8日在固安會齊，召開大會。全團學生達3000人，但宣傳成績不佳。民 眾參加聽講者，好奇者佔95％，同情者只佔5％。固安之會因宣傳口號，發生左右派之爭 執。
右派主張，宣傳口號只限抗日，左派主張宣傳抗日並用倒蔣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右派憤恨共產黨人從中利用，退出宣傳團。左派將所餘團員重加整編，約定1月10日會於 保定。但兩日之後，各隊均被冀察政務委員會便衣探警分別截回。各團返平後與燕京、 清華，東北大學等團體合組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其組織採取民主集中制，實行 列寧路線。1936年1月人數為300人，9月發展到1200人，佔大學生總人數1A10，此支有組 織有紀律的志士，逐漸成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運動”的前十天，中國共產黨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呼籲工人、農民、 兵士、學生同心抗日。“一二·九運動”之後，中共再度發表告全國學生民眾書，對華 北學運備致欽敬，並請工農兵學不問信仰與否，一律共同參加抗日，組織國防政府。恰 與軍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對付學生成為鮮明對照。青年心理，何去何從自可明瞭。日本逼 取自治，原想防中國赤化，今日反使中國共產黨勢力深入華北，全民抗戰思想深入人心。 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國民政府之下。
中國近代史有兩個明顯的特殊現象，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所鮮見。一個是學生運動， 一個是漢奸現象（漢奸現象下面再談）。中國近代史中學生運動迭起，世界各國學生運 動都不像中國學運有其鮮明特點，有其鮮明的社會性、時代性、民族性。一個王朝的更 替，它的前奏都是學生運動。學生運動之後若干年這個舊政權消亡，以學生運動提倡的 新思潮，以政黨或政權的思想體系建立新的政權。
舉例說：康有為、梁啟超“公車上書”，康、梁作為參加殿試學生，率百餘名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