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期間，對西方入侵的這兩種反應的例子很多，逃避現實這種反應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變和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我們知道，印度兵變是心懷不滿的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動下發動起來的；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國人的損害，希望回到過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同樣，義和團運動是秘密排外社團在朝廷官員和地方長官的暗中慫恿下發動的一次起義；這些朝廷官員和地方長官對傳統儒家學說的造詣很深，十分保守（詳見第十五章第三節和第十六章第五節）。印度兵變和義和團運動都是悲慘的流血事件，但兩者都未能給歐洲霸權以有力的挑戰，因為它們實質上都是消極的造反，只圖用武力趕走令人憎惡的歐洲人，以恢復以往的美好歲月。這顯然是空想，是註定要失敗的；這種方法既不能趕走西方列強，也不能阻止它們的入侵。西方的軍事力量和西方經濟事業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當諸土著民族開始採納西方的思想和技術，以便運用這些東西來反對西方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亞洲第一個成功地實行這種透過適應來進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如前所述，由於種種情況的偶然結合，日本人能夠接受西方的經濟技術和軍事技術，並進而能夠使自己擺脫西方象強加給中國人一樣強加給他們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日本人還進一步仿效他們的歐洲良師，著手實行一項海外擴張計劃：1894…1895年他們打敗了衰弱的中國帝國，1904—1905年又戰勝了強大的俄羅斯帝國（詳見第十六章第七節和第八節）。
亞洲一個小王國對歐洲一個強大國家的這一勝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這一事件給整個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極大刺激。與日俄戰爭的結果同樣很有影響的是俄國大革命，這場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日俄戰爭激起的（見第十三章第四節）。沙皇獨裁政府即將垮臺的訊息同來自滿洲戰場的報道一樣，使各地被壓迫民族激動不已。一位當時正在波斯的英國人感覺到了各殖民地國家中一股已被喚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潛流。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說道：
我以為東方必將發生一場變革。日本的勝利似乎已對整個東方產生了非常明顯的影響，即使在這裡，在波斯也不是沒有影響。……此外，俄國革命也在這裡產生了極為驚人的影響。俄國的事件已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一種新的精神似乎已開始支配人民。他們厭惡統治者，並以俄國為例，開始認為有可能得到另一種較好的政體。……看來東方正從睡夢中覺醒。在中國，爆發了一場著名的排外運動，這是一種“中國人的中國”的思想趨勢。在波斯，由於鄰近俄國，這種覺醒看來象是採取了民主改革運動的形式。在埃及和北非，覺醒突出地表現為狂熱行為的明顯增加以及泛伊斯蘭教運動的擴大。這些動亂症狀的同時出現太驚人了，不能完全歸因於巧合。誰知道呢？或許東方確實正從其長久的睡眠中覺醒，我們即將親眼看到千百萬有忍耐力的人正起來反對無所不為的西方的剝削。
這一分析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在以後幾年中，亞洲各地，從西部的奧斯曼帝國到東部的中國帝國，爆發了一系列革命這些革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俄戰爭和俄國革命的鼓舞，儘管當地的環境和歷史傳統自然是更為基本、更為決定性的因素。這些革命的結果既是向歐洲列強的挑戰，又是向通常可用來掩飾外國控制的腐朽的地方王朝的挑戰。
1905年12月在波斯爆發的革命，就是當時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起義的極好例子。我們知道，這次革命主要是一場反對西方的經濟控制、反對本國卡扎爾王朝無能的、不負責任的領導的運動。我們還知道，波斯革命實質上是由俄國促成的，因為1905年的俄國革命不僅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榜樣，而且暫時阻止了沙皇對波斯改革者的鎮壓。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黨革命也值得注意；它結束了阿卜杜爾·哈米德在君士坦丁堡的獨裁統治。這次革命明顯受到了俄國和波斯早些時候的大動亂的影響。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英國外交官當時向他的政府報告說：
俄國是土耳其人的傳統敵人。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使土耳其人身上的每根神經纖維都感到刺痛。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一個有著光輝歷史的民族的自尊心，遭到了傷害，因為他們看到；“應受蔑視的”波斯人正在試圖得到一種新的民族生活，而土耳其適時卻由於蘇丹的專制統治，正在比以往更多地受到西方列強對＇奧斯曼帝國＇歐洲諸省的卑劣的、日益增強的監護的威脅。
甚至奧斯曼帝國的非洲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