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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丹寬限的十年期早已過去,而他所警告的環境問題、人口問題以及軍備競賽問題從那時起已變得十分嚴重。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地球不僅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個發發可危的星球。
未來的前景如何呢?歷史學家象氣象學家一樣,面前只有一個變幻莫測的水晶球。儘管未來的特定事件無法預見,但是,倘若對世界歷史具有正確的認識和解釋,我們就能根據各種歷史模式來洞察未來的一般趨勢。所以,倘若同意吳丹提出的警告並接受他提出的適度的目標,我們就能得出關於2O世紀末人類前景的若干結論。
首先,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正受到第二次產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衝擊,前者以不斷加快的速度正在改變著社會,而後者正在喚醒和激勵人們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兩種革命將成為影響世界歷史程序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這兩種革命都明確反映了西方的勝利,因為它們都是近代早期科學革命、產業革命、政治革命的繼續和擴大。但同樣清楚的是,這兩種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為西方所創造的這種新世界已不再顯示其在全球軍事和經濟事務中的優勢地位。就在數年前,報紙上還充斥著關於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大標題新聞,而今日的電視螢幕已盡是關於那些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還不存在的國家的革命、饑荒和財政危機等情況的報道。
第三,在全球的大動盪中誕生的新世界將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縱覽世界歷史,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而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統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過持續了25年。粗看起來,跟著到來的似乎是美蘇兩極對立的時代,但是這種局面原來更為短命。隨著中國形成對蘇聯的挑戰,美國在越南的挫敗,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復興,以及正為第三世界其他地區所重演的伊朗、辛巴威和尼加拉瓜的動亂,美蘇兩極對立業已煙消雲散。取代全球霸權或全球兩極對立格局的,正如周恩來總理一語破的所指出,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空前大混亂狀態”。這種混亂狀態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北南矛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對立)、西西矛盾(美國和正在蓬勃發展的西歐與日本之間的經濟競爭)、東東矛盾(蘇聯和中國,蘇聯和東歐諸國以及中國和越南之間公開和非公開的衝突)以及東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盡的第一次冷戰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戰)。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徵不僅表現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現為文化發展的多元性。世界歷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紀實際上已成為全球社會的典範。即使是那些倡導反對西方統治的殖民地領導人,他們都要求用以歐洲母國為典範建立起來的獨立國家來取代西方的殖民統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斷定只存在一條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也許要加上第二條蘇聯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人們已不再同意諸如延續持久的家族結構、庇護關係、氏族和部落忠誠以及象中東地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那樣土生土長的宗教運動之類的“傳統”制度註定是歷史的糟粕的觀點。1980年伊朗人質危機時,墨西哥外交家來小說家富恩特斯(C·Fuentes)針對當時情況所說的一段話反映了這種文化發展地區自主的堅定態度,他說:“我瞭解今天的伊朗,並且我能夠了解1915年的墨西哥。我們有潘喬·維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薩羅。當時是一片混亂,並且經過數年才得以安定下來,但是卻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麼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發展的話,那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