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宣言》已宣佈：“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於是，美國人民在革命期間和革命之後，透過了旨在使這一宣言不僅在紙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實現的種種法律。
首先，這些法律廢除了東半球的限嗣繼承地產權和長嗣繼承製。被指定繼承人的土地不能在該家庭以外出售，而長嗣繼承製則要求土地須移交給長子。施行這些制度的目的是使大地產在其因襲的所有人的管理下保持完整無損。但是，《獨立宣言》發表10年後，除兩個州外，每個州都廢棄了限嗣繼承地產權，宣言發表15年後，每個州還廢棄了長嗣繼承製。換句話說，新的美利堅共和國是建立在由農民本人經營的小地產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由少數人控制的大地產的基礎上。託利黨黨人如弗吉尼亞的費爾法克斯家族擁有600萬英畝的土地；對託利黨黨人所擁有的大地產的奪取和分配也促進了上述的過程。這些地產被奪取後，被小塊小塊地出售，從而明顯地改變了新共和國的土地所有制。
美國革命也導致公民權大大地擴大，不過，男公民選舉權直到50年後才確立。革命還促進了反對奴隸制度的運動。一個接一個州政府透過了禁止輸入奴隸的法律——羅得島和康涅狄格於1774年透過，特拉華於 1776年透過，弗吉尼亞於 1778年透過，馬里蘭於1783年透過，到1784年，規定逐步地、完全地廢除奴隸制度的法律己在賓夕法尼亞、馬薩諸塞、康涅狄格和羅得島得到透過。甚至在弗吉尼亞的蓄奴中心，1782年時也透過了使解放奴隸較為容易的法律，8年之內，該州有1萬多名奴隸獲得自由。
較大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革命的另一成果。先前，十三個殖民地中有九個殖民地已設立州教會。這意味著居住在馬里蘭的公理會教友必須幫助支援該州的主教派教會；居住在馬薩諸塞的主教派教會成員必須幫助支援當地的公理會教會；即使那些根本沒加入教會的人，也看到他們所納稅款的一部分被用於支援一個州教會。但是，革命開始之後，馬上就有五個州的已確立的教會被廢除，從而，開始了已成為當代美國之特點的宗教信仰自由。
立憲制度也因革命而得到加強。十三個州都接受了以《獨立宣言》的原則為基礎的憲法。這些憲法給財產所有人以專門特權，並不是完全民主的。但是，它們透過政府權能的分立而對統治權加以限制，並附上《人權法案》；該法案規定了公民的天賦權利和以往沒有一個政府會公正地去做的一些事情。
1787年的《西北法令》確保西部諸地將分享美國革命的來之不易的好處：它規定新的州應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區，它們在所有法律方面與舊的州相同，但不能實行奴隸制度。西部諸地將無須經受原先各州的殖民地附屬的制度或競爭擴張的制度。相反，當它們能取得州的地位時，它們將因有彈性的聯邦制的原則而享有原先十三個州在戰爭和革命中贏得的權利和自由。
這些變化並不象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所帶來的變化那樣廣泛和深刻。這些較後的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促成了較美國革命多得多的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然而，美國革命在當時具有深遠的影響。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美洲的建立，在歐洲被廣泛地解釋為：它意味著啟蒙運動的思想是切實可行的——一個民族有可能建立一個國家，有可能制定一種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上的切實可行的政體。
美國各州所透過的憲法尤其給當時的歐洲人以深刻印象。他們向列舉人類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宗教信仰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的《人權法案》歡呼。我們將看到，〈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育》的發表形成了法國大革命的高潮，這並非偶然的。起草該宣言的委員會承認，“這一崇高的思想”產生於美洲。“在北美洲確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們已進行了合作；北美洲向我們表明了我們應將對於自身的保護建立在什麼原則的基礎上。…”當挪威人和比利時人分別於1814和1830年起草各自的憲法時，美國又充當了一個樣板。
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已成為自由和機會的一個象徵。它作為沒有以往數千年的負擔和積澱的一塊新的土地而受人羨慕。例如，德國的音樂家和詩人舒伯特宣稱，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異說和專制政治的受害者們敞開著”。同樣，傑斐遜的義大利朋友菲利普·馬澤伊寫道，絕大多數義大利人是美國的讚賞者——他們“大聲地稱它為人類的事業，儘管他們生活在專制政府的統治下”。在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亨利·格拉頓因美國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