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窯洞。
黃敬在解放後成為天津市第一任市長。他遇見徐明清，還是親熱地喊她“阿徐”。
在“文革”中，江青一躍而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在政治舞臺上“露崢嶸”。林彪、江青一夥為了打倒劉少奇等一大批老幹部，在全國掀起了抓“叛徒”惡風。於是那些過去曾被捕、坐過牢的老幹部，一下子都成了“抓叛徒專案組”審查物件。徐明清在一九三五年四月曾被國民黨特務抓捕，成了“審查物件”。一九七二年，徐明清被定為“叛徒”，開除出黨。
徐明清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於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六月十九日、十一月十六日，三度寫信給江青，希望得到申辯，推倒不實之詞。徐明清在信中寫道：“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參加革命活動總的情況，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為，想您大體上是瞭解的。”徐明清本來以為，江青會如實為她作證。不料，江青不予置理。那些日子，徐明清過著換鬥、受批的生活。
王觀瀾在“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受到幾十次的批鬥。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他參加陳正人追悼會，遇見周恩來總理。周恩來握著他的手，上上下下打量，說道：“身體不錯，沒有浮腫。能工作！能工作！”緊接著，周恩來便安排王觀瀾為國務院業務組列席成員。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王觀瀾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擔任農業部顧問組組長。
然而就在剛剛粉碎“四人幫”之際，徐明清卻蒙受了一場歷史的誤會：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幫”被捕。
審查江青的歷史和罪行立即開始了。
一查江青的檔案，馬上查到徐明清在延安時所寫關於江青歷史情況的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三十年代，徐明清與江青有過密切的工作關係——誠如所有的江青傳記都要提到徐明清。
於是，就在江青被捕的第四天——十月十日，中央專案人員便來敲徐明清家的門了。在作了審訊式的談話之後，便要徐明清寫材料。
徐明清所談、所寫，大致上跟在延安時所寫的材料差不多。
專案人員看了以後，認為徐明清寫的是“客觀主義”，“不深刻”。何況，她當時頭上還戴著“叛徒”的帽子，專案人員認為她在“包庇”江青。
於是，她失去了自由。她被關押在一個至今不知地點的房子裡，四、五個女看守一直看管著她，要她交代，要她寫材料，弄得她的神經有點錯亂了。
一九七六年年底，徐明清被押往秦城監獄。在那裡，徐明清受到更加嚴厲的審問。當時，就連王觀瀾都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她的戶口也被撤消了！
在逼供信的情況下，徐明清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寫了一份交代。徐明清說，這份交代是由審問者口授，由她執筆寫成的。
她萬萬沒有想到，她被逼而寫的這份交代，在兩個月後——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被影印收入一份“紅頭”檔案之中，印發全國。檔案中所加按語說：
“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展更工學團當教員時，就與當時‘晨更’的負責人徐明清關係非常密切。後來兩人先後被捕，自首叛變。她們一九三七年混入延安前就訂立了攻守同盟，長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指江青）隱瞞了自首叛變的歷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證明，鑽進黨內。”
這份“紅頭”檔案，富有權威性。種種江青傳記差不多都是依據這一檔案中的材料，寫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關係。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部分了解徐明清歷史真實情況的老同志開始自覺反映，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著手調查。第一次透露徐明清冤案可能平反的資訊，是從胡耀邦的一次報告中發出的。那時，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著手清理冤假錯案。他在一次報告中尖銳批評了亂抓人的問題，一口氣點了二十多個遭到亂抓人的名字，內中提及了徐明清。這表明中共中央組織部已經注意到徐明清冤案。
不過，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江青的歷史問題，事關重大，需要一定的時間。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鮮明地提出“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給徐明清帶來了平反的希望。
中共中央組織部著手認真調查徐明清的歷史情況。
一九七九年四月，秦城監獄的看守忽然通知徐明清，說是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