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正當職業；也只有透過做官賺的錢，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當收入。要知道，士人和君子也是人，他們也要謀生，要吃飯，要有錢用。錢從哪裡來？非由天降，非由地生，只能去做官。種地是不行的，孔子瞧不起那些“鄙事”。孔子有個學生，就為這事很不討老師喜歡。這個學生叫樊須，字子遲，所以又叫樊遲，比孔子小三十六歲，也是“黃埔三期”。此人不知哪根筋搭錯，居然提出要學習種糧。孔子說，這事我不如老糧農（吾不如老農）。又提出學習種菜。孔子說，這事我不如老菜農（吾不如老圃）。樊遲一走，孔子就大罵這學生，說是“小人哉，樊須也”（《論語·子路》）。顯然，在孔子看來，幹農活，當工匠，做生意，都不如讀書做官。讀書做官的是君子，其他都是小人。
咦，這就奇怪！孔子不是說過，他自己少年時代也“多能鄙事”嗎？怎麼又蔑視農工商了？對不起，“多能鄙事”那是過去。過去，孔子是“小人”，甚至是“賤人”。為了“謀生”，不能不幹些“下賤活”。這些“下賤活”，也曾經讓他從中受益。這一點，他也承認。但現在，他飽讀詩書，滿腹經綸，是“君子”了。“君子謀道不謀食”（《論語·衛靈公》），也就是“謀心不謀生”，豈能再去種糧種菜，挑個小擔兒賣紅薯？何況孔子還有一個觀點，叫做“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八佾》），也就是過去的事情不能糾纏，要緊的是面向未來。未來是什麼？做官！做官！做官！
由此可見，孔子主張士人和君子做官，就像現在的國企改革一樣，是要解決兩個問題：人往哪裡去，錢從哪裡來。人往哪裡去？往政界去。錢從哪裡來？從俸祿來。所以必須做官。為了做官，孔子曾經放言，說是如果有人用他來治國或者齊家，則“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期，音基。從今年這個月到明年這個月，叫“期月”，也就是整整一年。孔子的意思很清楚，只要讓我做官，保證“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獲成功”，簡直就像現在的某些醫藥廣告。
孔子還為自己的學生做宣傳。據《論語·雍也》，有一次，魯國大夫季康子向孔子徵求意見，問他的學生誰可以出來做官。季康子先問子路，再問子貢，再問冉有。子路和子貢，前面說過了，這裡簡單介紹一下冉有。冉有，名求，字子有，生於公元前522年，比孔子小二十九歲，“黃埔二期”的。他也是孔子的重要學生，特點是行政能力強，還善於理財，最適合做財政部長。孔子的回答，是他們三個都不成問題。子路果敢決斷（由也果），子貢通情達理（賜也達），冉求多才多藝（求也藝）。從政治國，綽綽有餘，做個官算得了什麼呢（於從政乎何有）？可見，只要有機會，他不但推銷自己，也推銷學生。
好傢伙，這就簡直是“官迷心竅”了。自己想做官，也主張學生做官，還認為讀書的目的就是做官。當年批判他“讀書做官論”，不算冤枉。
那麼，孔子是“官迷”嗎？ 。。
二 學而優則仕（5）
不是。為什麼呢？兩個原因。第一，孔子雖然很想從政，準備從政，急於從政，卻並非見官就拜，是官就做。孔子做官，是有原則、有底線的，這就是必須“邦有道”，也就是政治清明。孔子說得很清楚：“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論語·憲問》）谷，就是官員的俸祿。古代以穀米為俸祿，相當於現在的工資、薪水。所以這話的意思就是：國家政治清明，可以出來做官。國家政治黑暗，也做官領薪水，就可恥。孔子又說：“天下有道則見（現），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這意思也很明白。天下太平，就出來工作（見）；不太平，就當隱士（隱）。國家政治清明，你還窮兮兮、賴兮兮的，沒有財富（貧）也沒有地位（賤），可恥！國家政治黑暗，你卻榮華富貴，飛黃騰達，更可恥！
這樣一說，我們就清楚了。出不出來做官，要看政治狀況。為什麼要看政治狀況？因為政治狀況不好，理想不能實現，自身也不安全。所以，在孔子那裡，做官是重要的，卻不是唯一的。這是孔子的第一條原則。
第二條原則，就是你再想做官，再想賺錢，再想富貴，也必須“取之有道”，不能採取不正當手段。在《論語·里仁》，孔子說，發財和做官（富與貴），這是人人都希望的（是人之所欲也）。但如果必須採取不正當手段去得到（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寧肯不要（不處也）。貧窮和卑賤（貧與賤），這是人人都厭惡的（是人之所惡也）。但如果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