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採取不正當手段去躲避（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寧肯不躲（不去也）。這裡的第二個“不以其道得之”好像有點問題，楊伯峻先生認為應該是“不以其道去之”。這個也不必去管他，反正孔子的意思就是，追求富貴也好，躲避貧賤也好，都必須採取正當手段。
孔子這段話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他雖然強調“道”，卻也不迴避“欲”。“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但“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不去”。這可真是既堅持原則，又實話實說，不唱高調，可謂“真君子”！可惜後世許多人，卻只承認後半截，不承認前半截；或者只強調後半截，不強調前半截。這是不全面的，也不是孔子的原意，更不是孔子的理想。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有道，讀書做官，富貴榮華。身處亂世，隱居民間，安貧樂道，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士之為士，就是要做事。不做事，又何以為士？既然做了事，則富也好貴也罷，又有什麼不能要的？至於世道不好，做不了官，那隻能怪運氣。想，還是可以想的。當然，不想，也是每個人的自由。當真不想的，是“真隱士”。最怕的是心裡特想，嘴上又不承認。這是什麼？是“偽君子”。
偽君子是孔子不喜歡、不贊成的，我們也不喜歡、不贊成。
現在我們知道孔子為什麼想做官了。一是為了實施政治藍圖，二是為了實踐學術主張，三是為了實現人生價值。這才有他所謂的“讀書做官論”。問題是，做官並不容易，得會才行。不會，也白說。
那麼，孔子他會做嗎？
三 君子固窮（1）
現在看來，孔子大約也是會做官的。對於這件事，他是“三有一懂得”，即有準備，有想法，有策略，懂政治。我們讀《論語》，會發現多次有人問政，孔子都有回答。比如《論語·顏淵》，就有子貢問政，子張問政，齊景公問政，季康子問政；《論語·子路》，則有子路問政，仲弓問政，子夏問政，葉公問政。問政的人，有執政者，也有學生，孔子都對答如流，留下了許多治國的名言，比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比如“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等等，都是。可以說，孔子為他的從政做了充分的準備，而且是“時刻準備著”。
孔子也有想法。為了這些想法，子路還頂撞過孔子。這事可能發生在衛出公五年（公元前488年），即孔子六十四歲、子路五十五歲那年。這年，衛國的國君衛出公準備聘用孔子。據《論語·子路》，子路聽說後，就去問他老師：衛君正等著先生去實現政治主張（衛君待子而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準備幹什麼（子將奚先）？孔子說：那一定是“正名”吧（必也正名乎）！子路馬上就表示不以為然。子路說：先生真有這想法嗎（有是哉）？那也太迂腐了吧（子之迂也）！幹嘛非得正名（奚其正）？孔子一聽，勃然大怒說：仲由！你也太野蠻、太粗魯、太放肆了（野哉由也）！一個君子，對自己不懂的事情，是應該保持沉默的（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你怎麼信口開河！
看來，至少從子路開始，說直話的就不討人喜歡。於是六十四歲的先生，就開始教訓他五十五歲的學生。孔子告訴子路，正名是極其重要的。孔子說，名分不正，言語就不能順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語不順暢，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順，則事不成）；事情不成功，禮樂就不能復興（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復興，刑罰就不能得當（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得當，老百姓就會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措〕手足）。孔子的意思也很清楚：正名，難道是小事？
正名為什麼重要？因為這是孔子的施政綱領，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什麼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來做人做事。這就先要“正名”。正了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應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都守規矩，不胡來，社會就有序，天下就太平。所以孔子對子路說，規定了一種名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能說出來；說出了這個道理，也就一定能夠做到。這就叫“名之必可言”而“言之必可行”（《論語·子路》）。
那麼，孔子在衛國正名了嗎？如果正了名，他成功了嗎？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孔子在衛國只呆了四年，衛出公九年（公元前484年）時就離開了。據《左傳·哀公十一年》，當時孔子是一言不合，叫人套上車子就走（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