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印度尼西亞文。正是這部書鼓舞他去為祖國的自由而奮鬥。他說，孫中山早就高舉的旗幟不僅僅是為了中國人，也是為了所有的亞洲人。他同尼赫魯一樣，對於現在稱為“第三世界”（當時還沒有這樣的稱呼）的各國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表現出強烈的關注。
這樣一種情緒的象徵就是萬隆——1955年4月，在這個印度尼西亞城市，從殖民主義壓迫下取得獨立的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舉行國際會議，表現出亞非人民團結一致、反帝反殖、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友誼的精神（通稱為“萬隆精神”）。在訪問這座城市時，宋慶齡說，“歷史上還很少有一個城市……曾象萬隆一樣贏得這麼多人的心。”①她還代表周恩來總理——他為這次歷史性會議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貢獻——向萬隆人民致意，這也反映出她同周恩來在思想上的諧調一致。
①《解放日報》，1956年8月20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253頁。
在印度尼西亞，她強調了本國國內和泛亞團結的重要性。她說，中國的歷史證明，只有把所有為民族自由和社會進步而奮鬥的人結成統一戰線，才能實現這樣的目標。她是在鼓勵在蘇加諾的民族主義者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之間剛露端倪的聯合能發展起來。印尼右翼勢力是反對這一聯合的並不久就加以破壞。
＇越南：同胡志明的會見＇
這些年，越南還在為民族解放而無比英勇地奮鬥。宋慶齡雖不能前去訪問，但以極大的同情關心著鬥爭的發展。1955年7月，她在北京寓所會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這是在越南奠邊府大捷之後不久，這次在中國支援下進行的戰役重創法國殖民軍，使越南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她同“胡伯伯”的關係很老了。在本書第十三章中已經提到，二十年前，當這位越南革命領袖（當時用“阮愛國”這個名字）在上海時，她曾幫助他脫出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接上了同中國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
＇日本和日本人：保持同日本人民的傳統友誼＇
最後要敘述的是她對日本——一度以東亞征服者自居的日本的態度。宋慶齡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但她對日本人民的友情則從未中斷。在兩國爭鬥方酣的時候，她對日本戰俘發表過熱情的講話，還幫助日本進步分子同中國的抗戰力量攜手共進。
現在，在人民共和國，她對重振旗鼓的日本民主力量及其反對日本反動勢力戰後在美國佔領軍庇護下復活的鬥爭，表示極大同情。
在1950—1951年，她大力聲援在“松川事件”中無辜被捕的工人，並以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主席的身份捐贈一萬美元給這些無辜者和他們的家屬。
1951年2月19日，她還以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主席的名義，致函日本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及“全面媾和愛國運動協議會”，反對美國片面對日締和及武裝日本（這是同美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密切聯絡的）。她指出，中日兩國有著千百年和平交往的傳統，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使兩國人民都深受其害，因此，兩國人民應該竭盡全力防止軍國主義復活，再度為患。這是對整個亞洲及世界和平有益的①。
①《堅決支援日本人民反對美國武裝日本》（1951年2月19日），載《宋慶齡選集》，第269—270頁。
在以後那些年裡，她會見了許多日本友好人士，特別是那些為了同新中國建立經濟和外交關係而努力的人士，其中有孫中山先生的（在孫宋聯姻後也是宋慶齡的）老友宮崎和梅屋兩家的親屬。
在1954年慶祝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七週年大會的講話中，她對中日關係既有憂慮，也有希望。她對於“日本被美帝國主義牽著鼻子走上危險的備戰道路，表示憂慮”，但相信日本人民“能從自己身上找出力量來掙脫束縛他們的鎖鏈，而走上民族獨立與和平發展的道路”。她表示，中國人民願意“根據和平共處原則和日本發展貿易關係，並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聯絡”。①
①《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七週年大會上講話》，《人民日報》，1954年11月7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12頁。
1966年，在北京慶祝孫中山誕辰百週年時，她邀請日中友協會長宮崎世民（本世紀初孫中山的革命同志宮崎寅藏之子）和西園寺公一（一位進步的日本貴族，在北京居住）到家中作客。中國革命在日本各階層中一直得到友誼的支援，這一傳統仍然得到保持並在後來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