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果實。
＇對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鮮明的立場、深厚的友情＇
在那些年裡，她雖然嚴厲譴責美國政府對新中國的敵視，但她認為這不應該由美國人民來負責任。她始終尊敬和熱愛美國人民。
在朝鮮戰爭中，她對華盛頓的政策極為氣憤。美國假借當時在它控制下的聯合國的旗幟，不但大規模出兵，並且想倒轉中國革命的勝利車輪。它一面向鴨綠江推進，一面派第七艦隊駐守臺灣海峽。結果是中國也進入了這場衝突。
在整個抗美援朝鬥爭中，宋慶齡的立場是十分鮮明的。1952年9月，她的第一部著作選集《為新中國奮鬥》出版，她在扉頁上題詞：
“獻給
朝鮮人民軍，
中國人民志願軍，
——人民事業的英勇保衛者。”
她還將全部稿費捐贈給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①
①據《人民日報》1952年9月28日的報道。
稍早一些時候。在她新創辦的刊物《中國建設》英文版1952年第3期（5—6月號）上，她親自寫了一篇《致讀者》，譴責美國在朝鮮作進行細菌戰的試驗（一些裝著帶菌昆蟲的容器也落到了中國境內）：
“現在美國政府和它的武裝力量，在聯合國旗幟的掩護下，正企圖進行一件可怕的事情，它的發生將會使無數善良無辜的人民感到恐懼，即：想使用疾病和飢餓來殺害成千上萬的中朝人民……醫務衛生專家、生物學家和昆蟲學家經過科學的試驗，證明了美國空軍在中朝領土上曾散佈鼠疫、傷寒、霍亂、牛羊疫菌及其他致命的病菌……又撒下了傳染病菌，目的在於毀滅……穀物和牲畜。
“當細菌學家和昆蟲學家不將科學用於正途——即對毀滅性病菌進行不懈的鬥爭，而培養它們來毀滅人類生命時，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就毫無安全可談了。”
對那些即使在物證面前仍然懷疑會發生這種事情的讀者，她引用了美國軍界和科學界有關人士的話來加以證實。如美國陸軍化學戰爭服務處的愛爾登·H·威脫將軍就說過，“我相信我們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在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這些話被引用在1949年3月13日《紐約時報》上）。又如，美國陸軍參謀學校的《軍事評論》雜誌在1950年4月的一期上寫著，“應當培養和準備好大量的微生物……如果可能的話，要使那些傳染到的人都得病”。又如美國的《科學新聞報》在1950年7月8日一期上寫道，“假如朝鮮戰爭再打下去的話，很快就可以試用細菌作戰了。”
她進一步問道，“納粹和前日本軍隊的細菌戰犯究竟在美國實驗室內幹著什麼？”人們是不是忘記了美國和日本都從未在禁止使用細菌戰和化學戰的1925年6月17日日內瓦公約上簽字？（其他大國政府都已簽字）①
①這個問題真可說是一針見血。在以後的若於年裡，在美國和日本出版的書籍中發表了不少檔案和當事人的回憶錄，講述日本在侵華戰爭中試用細菌武器的情況、用戰俘（包括美國戰俘）作試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以及在日本投降後美國軍方佔有日本的資料以用於自己的細菌戰研究。為此日的，在二戰結束後使日本細菌戰專家免於犯有戰爭罪行的指控。在這方面值得特別重視的是多年鑽研這一問題的約翰·鮑威爾的著作（他因公開報道這一問題而在美國法庭被控煽動暴亂罪嫌受審）。這些著作（英文）有：《日本的細菌戰：美國對一項戰爭罪行的掩蓋》（載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80年10—12月號）、《歷史上被掩藏的一章》（載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1981年10月號）、《人作豚鼠》（載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85年11月3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脫節有時使公眾不明真相》（載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1986年7—9月號）。鮑威爾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引用目擊者的證詞證明，美國駐日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批准石井四郎中將和他的細菌戰部隊（731部隊）免予戰爭罪行的控訴，交換條件是他把資料和技術提供給美方進行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別是在馬里蘭州德特里克要塞進行的研究），並稍後在朝鮮戰爭中進行實地試驗。在80年代，在日本也發表了有確鑿根據的詳盡報道並有專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