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如果我們抵抗，在國際上就講不清了，如果我們不還手，證明我們確係受害者，這樣‘國聯’就會出來說話。日本也是九國非戰條約的參加者，他若再挑釁，就輸了理。蔣委員長要我們忍耐，而絕不能釁自我開！”
“什麼？靠‘國聯’？它會為我們伸冤？笑話！”趙四小姐輕蔑地說：“‘國聯’不是救世主，‘國聯’是以各帝國主義列強為中心的組織，它並不代表弱小民族，怎麼能指望它幫助中國呢？從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總是侵略中國，搶中國的東西，屠殺中國的老百姓，他們什麼時候幫助過中國人，什麼時候替中國的老百姓說過話？既然‘國聯’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它說了話，日本人也不一定會聽，明知這是不現實的，而又要拿這個作為不抵抗主義的藉口，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張學良無言以對。平心而論，他對趙四小姐的精闢見解是十分贊同，也是頗為敬佩的。但他思前想後，又總覺得要他不聽從蔣的命令，也很難辦，因為不光是現在形勢不同，他的處境也今非昔比。過去有大帥在，他們可以自成一體，能夠獨立自主，而自老帥去世，東北易幟，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後，他就沒有象過去那麼自由了。同時他對蔣介石也有些捉摸不透，光看到在一個時期內蔣介石對他“很好”（可不是，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戰，閻錫山、馮玉祥等都與蔣打得難解難分，蔣處境危險，是張學良率兵入關，武裝調停，才使蔣轉敗為勝，統一了北方，他怎能不笑臉相迎呢），什麼全國海陸空軍副司令啦，什麼華北大塊的地盤啦，什麼鳴炮十九響的盛大歡迎啦，什麼“得友如兄，死無憾矣”的肉麻吹捧啦。“這些，本是蔣介石拉攏實力軍閥慣用的手法，不足為奇，可是年輕單純、缺乏政治經驗的張學良卻受寵若驚，飄飄然陷入對蔣介石無限信賴之中”②。也正是在這種感激和顯然帶有某些盲目樂觀的思想支配下，他長期住在北平，遠離家業祖墳，並不斷抽調主力入關，放鬆了東北的防務，致使日本伺機增兵，東北淪亡，迫在眉睫，他才有些著急了，然而又被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捆住了手腳，他怎能不深感憂慮呢？這些想法，他只埋在心底，很少與外人道及。但趙四小姐理解了，她說是說，勸是勸，可畢竟人微言輕，身單力薄，正所謂“有心殺賊，無力迴天”，特別是看到張學良確也有他的難處，便不再多談。只是，看他原本虛弱的病體，如今更加消瘦了，就有些擔心，怕他愁壞了身子，所以就和于鳳至商量，勸他出去散散心。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才在這一年秋天的一個夜晚，由兩位女士陪同，來到了北平的中和戲院。那晚，是他的朋友梅蘭芳博士演出他的拿手好戲《宇宙鋒》。但戲未看完，他就被一個緊急電話叫了出去。
原來，瀋陽出事了！電話是留在瀋陽的公署參謀長榮臻打來的，據他說，日軍派工兵炸燬了南滿鐵路柳條湖（在瀋陽以北約五華里的地方，是個小村莊）一段路軌，企圖製造列車顛覆事件，卻反誣是北大營的中國兵乾的（這完全是彌天大謊，因為“作假總會露出它的馬腳，當夜乘坐從長春到大連的滿鐵客車中外旅客，都證明列車是準時馳抵瀋陽站的，沒有鐵路被破壞遲阻列車執行的事實。偽滿洲國成立後，還在柳條湖東鐵路旁邊豎立一個碑，碑文記載該處即是“九·一八”中國兵破壞鐵路地點。“八·一五”日本投降，這個碑就被柳條湖一帶村民，給推倒砸壞了。”③當然，也有人談，鐵路當時確有所損壞，那是日本人賊喊捉賊，自己偷偷乾的，只是由於爆炸力較小，鐵路損壞不很嚴重，加之，這裡是下坡路，所以炸後列車還是順利透過了），並以此為藉口，悍然向我東北軍駐地之一的北大營開槍開炮，發動進攻，復又襲擊沈陽，恣意屠殺中國人民，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瀋陽危急！
東三省危急！
張學良怒不可遏，焦急地守在電話機旁：
“副司令，軍情十萬火急，東北將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張學良聽著電話裡的催叫，望著屋中人們一張張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們的心在想什麼，在盼望什麼。
他知道，只要從他口中說出一個“打”字，東三省將士那早已鬱積在槍口的憤怒就會傾瀉而出，與日寇浴血奮戰。這是人們所期待的，也是張學良渴望已久的為父報仇的時機！
他停下腳步，猛地將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個巨大的決心，從牆角快步走到電話機旁。他抓起電話，正欲下達反擊命令時，一低頭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壓著的一幀照片。這是張學良去年抵達南京時與蔣介石合照的，蔣介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