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是錯誤的，但是……他說你說下去呀周文祥，說下去。我知道只有說了，我說馮俐她做得不對，但是中文系打著她的旗號去她舅舅家搜查《大地》稿件也是不妥的，她對中文系領導有意見也就在這裡。範宜春冷冷地說那是你的看法而不是我的看法，看法的不同是因為立場的不同，對於一個黨的工作者而言，只要他的工作對革命有益，對黨有益，方式方法是無關緊要的。我說難道就沒有一個道德準則的問題麼？他說我們要的是無產階級道德準則而不是資產階級的道德準則。我說就算是存在著兩套不一樣的道德準則，那又由誰來進行鑑別和區分呢？範宜春說這還有什麼疑問，自然由黨來區分。範宜春說到一個黨字，我就趕緊收了口。自開始反右以來，這個本來普普通通的漢字在人們心目中一下子變得威嚴而神聖，惟恐一不小心有所冒犯而遭殃。另外我也不想再和範宜春費什麼口舌了，因為談不攏，這也許正像範講的立場上的不同吧。我不想拖延時間，便直接對範說到希望他不要把馮俐鬧會的情況通報給外文系。他則直截了當地回答不可能。我懇求他通融一下。他說不行，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能通融。說完又反問一句：我為什麼要對她通融呢？我實在忍無可忍，衝他說老範你是應該對馮俐通融一下的。他問為什麼？我說因為你欠她的。他瞪眼看我，一時無答。我接著說：老範請你屈尊和我講一次理好嗎？你聽我說，馮俐到中文系鬧會是因為你讓人以她的名義去她舅舅家找到了稿件，且不講以你的道德準則怎麼看，但她認為這是很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從她手裡丟失的稿件後來成了許許多多人的罪證，包括她的舅舅，所以她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她十分內疚。範宜春說這些材料對中文系的整風大有幫助，從這一點上說，她就不應該感到內疚，相反應該感到自豪才是。我說她沒有這種自豪感，她對自己的疏忽痛不欲生。這時門外走廊上響起了腳步聲。我心想完了，沒機會了，進來人範宜春更要和我打官腔。於是我抓緊時間對範宜春說道：老範在道義上你欠馮俐的，你放她一馬，事情就扯平了，這樣今後你就不會再為這件事自責。範宜春氣惱地說：周文祥你少危言聳聽好不好？我有什麼可自責的，我是按黨的要求做分內工作的，這就是一切，其餘都是扯淡。我說老範……這時門被推開，總支有吃早飯習慣的人吃過飯來上班了。我向他們點頭打招呼，但沒人給我回應，只是向我投來冷淡的一瞥。我重新面對範宜春，可沒等我開口範宜春便開口說周文祥該談的剛才我都談了，逃避批判只會離黨和人民愈來愈遠，這是十分危險的。今後何去何從，你自己考慮吧。我明白他這是對我的一種暗示，即把剛才的話題結束，不再提及。由此可見他那句“其餘都是扯淡”的話也是扯淡的。反正我已不抱什麼希望了，不想再說什麼。
上午，班裡開會批判程冠生。下午，中文系的全體右派勞動，打掃教學樓和辦公樓的衛生。我想這次勞動具有某種劃時代的意義，我漫長的勞改生涯嚴格說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從人數上說中文系的右派差不多夠一個連，在辦公樓前排成佇列很是壯觀。本來平平靜靜的中文系一下子冒出這麼多階級敵人，連這些“敵人”自己都感到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們被分成若干個勞動小組，並指定了各組組長。刷廁所的時候恰和吳啟都老師分在了一起，我邊沖水邊問他早晨和範宜春談得如何。此刻他已沒有了早晨的那份神采，他說範講目前反右鬥爭方興未艾，即使有什麼偏差也得等到運動後期更改。我安慰他說看來也只是個時間問題，別悲觀，要堅持住。吳啟都嘆口氣說反正一切都卡在人家手裡，不堅持又能如何呢？我說範宜春的話不是沒道理，最近校部和各系還是不斷往外揪右派，如果馬上給你平反，會對運動產生消極影響。他點點頭，說從本意上講我也不希望運動馬上結束。我驚訝問道：吳老師這話怎講？他說道理很簡單，範圍愈擴大以後平反的可能性便愈大，肅反是證明。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但並不完全贊同，以吳講的肅反運動為例，擴大化是無疑的，但後來也並沒有進行認真的甄別平反。我說運動還是早早收場的好，否則整個知識界將全軍覆沒。吳說可這並不取決於我們這些人。這話倒是不錯的。
吃過午飯在路上遇見蘇英。近一段時間經常在路上碰上她，這就使我懷疑並非是巧遇。到目前為止蘇英還沒事，可能她參與《大地》的事歷史系還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話打右派的理由足足的。正因為清楚她潛在的危機，所以每次見面我都力爭避開，或者說上三兩句話便開溜。有一次她火了，一把揪住我說你都極右了還怕個啥？我說我怕你……她說我不傻，我知道你怎麼想，可我不怕。這次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