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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進門就幹活，我掃地，擦桌子，洗碗……”
我哈哈大笑：“你呀，你做飯得了。”
誰知彪子當了真，那天真就下了廚房，給我們做了幾個菜。最好吃的是土豆片炒青椒，土豆炒得很面，青椒很入味，至今都是我們家的保留菜。
事後跟他家裡人一講，簡直笑掉大牙，彪子在家哪做過飯呀！
以後，每次到我們家都是他掌勺。他會做很多花樣翻新的菜，並不參考菜譜，好像突然無師自通了。
媽媽50歲的時候得了一場“怪病”，焦慮多疑，常常一個人哭，情緒很不穩定。去過好幾家醫院檢查，拿回許多紅紅綠綠的小藥片，沒有得出定論，病情也不見好轉。
有一天，家裡接到石家莊老家發來的電報：父親病危速回。
媽媽急急忙忙坐上火車，一個人回孃家探望我的姥爺。
一個星期以後，又接到石家莊的電報，說媽媽也病重了。
看著電報上冷冰冰的幾個字，我和妹妹“哇”地大哭起來。
彪子很鎮靜，當即騎上腳踏車去買票，又回來幫著簡單地收拾了一下行李，陪著我們父女三人直奔火車站。
我以為，他只把我們送上車，沒想到他竟也給自己買了一張票，因為不放心，要跟我們一同回去。到了那裡，看到媽媽病情暫時穩定下來，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他又連夜趕回了北京。
走時，他拍拍我的臉：“回來的時候給我打電話，我去接你。”
我們一家回北京不久，姥爺便去世了。當時忙著照顧母親，無法給姥爺送行。
經過專家會診，媽媽患了嚴重的更年期抑鬱症，可能會出現極端行為，需要家人嚴密“監視”。
父親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才平反， 20年的“右派”生涯對家庭帶來了極大的壓力，比父親小15歲的母親卻始終陪伴著他，不離不棄。然而輕鬆的日子沒過幾天，母親又得了病，爸爸的難過心情可以想象。
於是彪子挑起了我家的大梁。
我們想盡各種防範措施：用飯桌頂住陽臺門；睡覺時我和妹妹把媽媽夾在中間，讓爸爸和彪子一起住小屋；啤酒瓶瓶口朝下倒置在大門邊，一有響動便聽得見……大家覺得，這樣已經萬無一失了。
誰知那天早上，我一開房門，結結實實嚇了一跳：大門口堵了一把椅子，椅子上斜靠著一個人，聽見響動就像條件反射似的“騰”一下站起來，發現是我，才鬆下一口氣。
原來，彪子為了“看門兒”，在硬邦邦、冷冰冰的椅子上坐著睡了一夜。
我一下撲在他懷裡，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掉：“你幹嘛睡這兒呀？”
他輕輕地拍著我的背：“這樣心裡踏實。”
我的心很疼，緊緊地抱著他，哭得上氣不接下氣。
他攬著我，憨憨地笑著：“好了，好了，嬌氣包兒。”
在我們的照料下，母親恢復得很好，沒有落下一點兒後遺症。
那時，彪子還沒有正式成為我家的女婿呢。
聰兒（1）
兒子出生以前，大家經常在一起開玩笑，讓我們生四個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農，老四呢，得生一個女孩，叫傅婆。
1991年2月7日，農曆臘月二十三，我們的兒子出生了，哭聲嘹亮，醫生在“新生兒健康狀況”這項給他打了滿分。
那天正是中國傳統的“小年”，院裡院外鞭炮聲不斷。兒子耳朵很靈，炮一響他就順聲扭過頭去，我們便給他取了個小名“聰聰”。彪子一直叫他聰兒。
兒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說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裡不平衡，合著跟我沒什麼關係，全是你們爺兒倆的事。彪子說，那叫“傅母子恩”得了。
聰聰長大一些了，很聽話，膽子也小，懂得心疼人。不管到哪裡去玩兒，本來讓爸爸媽媽抱著，但只要聽大人說“哎呀我累了”，他馬上“哧溜”一下從你身上滑下來，搖搖晃晃自己走。
聰聰長這麼大，彪子從沒動過他一個手指頭，他說我們得跟孩子做朋友。彪子自己是在“石光榮”式的家庭中長大的，他要給孩子一個寬鬆的環境，不想束縛孩子的天性。
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他非常尊重我。他在外拍戲的時候，我經常打電話向他“彙報”孩子的情況，他第一句話準是叮囑我：“不能發火啊！”可是如果我真的跟孩子發火，只要他在，不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