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嘆息，商賈之興，將形成“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的局面。
這樣看來，他從這些“農桑畜牧花卉書”裡，讀出了關於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的重要資訊。這些資訊是如此重要，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所以，他並非泥古的書生或學究，而是把古書讀活了，翻出新意來了。當筆者有一次把這個意見告訴他的時候，他開心地笑了起來。
他選好一本書，就要把它讀完，極少半途而廢。讀到精彩處，就實行他的辦法：摘錄在本子上。但決不忍在書上塗寫、作記號，免得把書弄“髒”。他知道這是因小失大，也沒在辦法。他講過清代藏書家黃丕烈的故事，黃對書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好像所觸非書，是紅顏少女。他自己呢，在讀書之前，是要洗手的，這裡有他作的一則“書箴”，也抄在這裡：淡泊晚年，無競無爭。抱殘守闕，以安以寧。惟對於書，不能忘情。我之於書，愛護備至：汙者淨之，折者平之，閱前沐手，閱後安置。溫公惜書，不過如斯。
勿作書蠹，勿為書痴。勿拘泥之，勿盡信之。天道多變，有陰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風。物有聚散，時損時增。不以為累，是高水平。①這則“書箴”，不只回答了他如何愛書的問題，連他如何讀書的問題也回答了。
他愛書，實在也到了有“癖”的程度。以前，凡從市場或書攤買回之古舊書籍，他必定“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連之”②，必使潔整、放心而後稍歇。殊不知如此動作，汙手染肺，反易直接受害。一日，整理舊書，有細物吸入氣管，不舒服了好幾天，雖說當引以為戒，而事後仍樂此不疲。
至於他為書包上書皮，並在上面作些題識、雜錄、隨感等等，這更為遠近讀者贊為一絕。香港有位讀者寫道：去年去北京旅行，一位朋友似乎說起作家孫犁喜歡包書，我聽了半信半疑，也許有些書比較珍貴，藏者怕弄汙，利用廢紙將其包著封面，也決不是奇怪的事，所以也沒有詳細追問起孫犁如何包書法。最近買到他的新著《耕堂雜錄》，其中有一輯《書衣文錄》，晚上在燈下披讀之後，不忍釋手，才知道孫犁果然喜歡包書，並且到了包書成癖的地步。他不但喜包書，更喜歡在書衣上題記，所以有《書衣文錄》的輯存實在是很有趣的作家軼事。
接著，這位讀者敘述了他讀“書衣文錄”的感受：“一個愛書人，飽經憂患，從失而復得的書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變幻，而能夠寧靜地把舊書一一包裝修補，在上面寫下他對書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觸，殊為可貴，雖三言兩語，也覺真情流露，我仔細讀之，掩卷沉思，深愛此老人之所作所為。”這位讀者最後發問道：“世上還有這樣愛書的老人嗎？我忽然覺得這位古道熱腸的老人又在燈下包書寫題記了……”①
“世上還有這樣愛書的老人嗎？”不知道。我們知道他屢次提起的藏書家黃丕烈，曾蒐購宋版書百餘種，藏於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書存放處。黃丕烈精於校勘，他為自己的藏書作注，說明版本源流、收藏傳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題跋，後人輯成《士禮居藏書題跋》一書傳世。孫犁的做法，或與這位乾隆時代的舉人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沒有聽說後者有包書之舉，論起愛書，他要輸孫犁一籌了。有的客人發生疑問了，問孫犁：“讀書首先要知道愛書。不過，請原諒，像你這樣愛書，體貼入微，一塵不染，是否也有些過火，別人不好做到呢？”孫犁回答：
“是這樣，不能強求於人，我也覺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談起年輕時妻子嘲笑他的話：“輕拿輕放，拿拿放放。”）書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筆記裡說：到有藏書的人家去，看到誰家的書嶄新，插架整齊，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讀書，沒有學問的。看到誰家的書零亂破敗，散放各處，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讀書的人。這恐怕也是經驗之談。我的書，我喜愛的書，我的孩子們是不能亂動的。我有時看到別人家，床上、地下、窗臺、廁所，到處堆放著書，好像主人走到哪裡，坐在何處，隨時隨地，都可以拿起來閱讀，也確實感到方便，認為是讀書的一種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習慣。我的書，看過以後，總是要歸還原處，放進書櫃的。中國舊醫書上說有一種疾病，叫做‘書痴’，我的行為，庶幾近之。”
還有人說：到孫犁那裡，千萬不能提借書事。對此，孫犁辨正說：傳言不盡屬實。
“我喜愛書，珍惜書。要用的書，即是所謂藏書，我確是不願意借出去的。但是，對我用處不大，我也不大喜歡的書，我是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