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
在這裡，可以看見無數的、像蒿兒梁那樣小小的村莊，像一片片的落葉，粘在各個山的向陽處……
遠處，那接近冀中平原的地方，騰起一層紅色的塵霧。那裡有楊純的家。他好像看見了那臨河的小村莊……
這個小村莊，該不是滹沱河南岸的東遼城？但在《山地回憶》①裡，那藍粗布衣服又把他召回到阜平去了：……他身上穿的還是那樣一種淺藍的土靛染的粗布褲褂。這種藍的顏色，不知道該叫什麼藍，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使我記起很多人。這種顏色，我就叫它“阜平藍”或是“山地藍”吧。
以上，我們略略對孫犁的有關作品做了一個巡禮。這只是他的有關作品中的極少的一部分，即使這樣，我們仍然能夠從中窺見他在晉察冀那段生活的剪影，看到他的生活經歷和創作經歷是結合得那樣緊密。不能懷疑這些作品在敘述方面的真實性，例如關於《蒿兒梁》這篇小說，前幾年山西省繁峙縣縣誌編委會還給孫犁來信，說小說所據的模特兒，至今還對和他相處的那段日子保持著親切的回憶。顯然，這個縣誌編委會在認真考慮，把這篇小說的某些內容，納入到歷史的範疇了。孫犁自己也說過他這些作品的產生過程：“它們是：有所見於山頭，遂構思於澗底；筆錄於行軍休息之時，成稿於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題擬高巖而挺立。”①據他說，他寫這些文章或作品，是受了魯迅精神的鼓舞的。他一直是魯迅作品的忠實讀者。戰爭年代，經常行軍，身上有兩樣東西是少不了的：一是手裡的一根六道木棍子，一是用破褲子縫成的“書包”。書包裡常放著魯迅的書，如《吶喊》、《彷徨》等（此外，還帶過《毀滅》、《楚辭》、《孟子》）。“於是，在禾場上，河灘上，草堆上，岩石上，我都展開了魯迅的書。一聽到繼續前進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來。”①他說，他因此而受到“引動”，抱著向魯迅學習的想法，寫下了那些散文和短篇小說。
在阜平，他還讀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屠格涅夫所有的長篇小說（他特別愛好屠格涅夫作品的抒情風格）和愛倫堡的通訊。
這樣，在晉察冀的山路上，隨著他行進的足跡，也栽出了他自己的花；這些花一路綻開來，點綴得這條不尋常的山路更富麗、更鮮亮了。
且說《冀中一日》
我們應該補述一下孫犁在這個時期的編輯生活。1940年，晉察冀邊區文聯成立，沙可夫擔任主任。孫犁調到文協工作，同人中除文協副主任田間外，還有康濯、鄧康、曼晴等。孫犁負責編輯文聯出版的油印刊物《山》，編輯部設在牛欄村一間堆滿農具的小房子裡，在一個只有一尺見方的小窗下，他一個人包攬了編輯和校對工作。正是這個油印刊物，刊登了不少確有價值的好作品和理論文章，如梁斌的《三個布林什維克的爸爸》和《父親》等短、中篇小說（它們是《紅旗譜》的前身），就曾在《山》上連續發表。此外，他還編輯了晉察冀日報副刊《鼓》。“這些刊物，無赫赫之名，有的已成歷史陳跡……但對我來說，究竟也是一種工作，也積累了一定經驗。”更重要的是——我編輯的刊物雖小，但工作起來，還是很認真負責的。如果使得具體一點，我沒有給大家丟失過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很長時間，我編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謂編輯部，不過是一條土炕，一張炕桌。如果轉移，我把稿子裝入書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丟的機會也可少一些。①
當然不僅僅是一個不丟稿子的問題。“我青年時，初登文域，編輯與寫作，即同時進行。深知創作之苦，也深知編輯職責之難負。”②看起來，是一種非常深刻的理解精神，始終貫串在他的編輯生涯中。在以後的敘述裡，我們會進一步被他這種精神所感動。
和這種編輯工作分不開的是，他寫了不少評介文章，為邊區的作者們吶喊助興。“當時，田間的短促鋒利的詩，魏巍的感嘆調子的詩，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無韻腳的詩，以及曼晴、方冰樸實有含蘊的詩，王林、康濯的小說，我都熱情鼓吹過。”③在孫犁，“鼓吹”可能是他長期做編輯工作的一種職業習慣。
1941年秋，他請假回到冀中，同行者有路一、傅鐸。到郝村（冀中總部在郝村一帶）的當天下午，王林、路一陪他回家。在戰火中久別的家鄉，對他有一番異樣的吸引力，第一個看到的又是妻子——她正在大門過道吃飯——他是多麼興奮啊。妻子看到風塵僕僕歸來的徵人，自然更是驚喜不已。但這位“荊釵布裙”的青年婦女，看見有外人在場，便迅速起立回屋，——她用這種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