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聞文章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循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矣，不以所不當者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
這都是剛剛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事情。他所說的“不語怪力亂神”，他借古人之筆，所指摘的“苟作”、“循物”、“欺心”、“蠱俗”、“不可以示子孫”這五種不應該有的行為或現象，都在過去的年代裡是非顛倒地，反常態、反理性地發生了。孫犁這樣強調它們，自然是希望以後不要再出現類似事情。
結果如何呢？實事求是地說，並不總是令人滿意的。例如，他讀了一些詩，他也主張“詩貴有我”。他曾說過，李白、杜甫如果沒有自己的東西，就不成其為李白、杜甫了（大意）。但是，他漸漸看出，有些詩是把“我”神化，無限制地擴張“自我意識”，實際是以自我為中心，觀察、判斷一切，並不斷神化自己的天才、靈感、膽量。結果，出現的不是詩，只能說是一種症狀：這種詩，以其短促，繁亂，淒厲的節拍，造成一種於時代、於國家都非常不祥的聲調。讀著這種貌似“革新”的詩，我常常想到：這不是那十年動亂期間一種流行音調的變奏和翻版嗎？從神化他人，轉而為神化自我，看來是一種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實際上這是一個連貫的，基於自私觀念的，喪失良知的，遊離於現實和人民群眾之外的，帶有悲劇性質的幻滅過程。①
這些年來，他讀了許多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對於他們作品中的新穎獨到之處，一一給予了熱情的肯定。僅是他發表文章加以評論、介紹的作家，就有十餘位之多，如劉紹棠、從維熙、劉心武、林斤瀾、宗璞、李oe省⒓制槳肌⑻��②容、張賢亮、鮑昌、鄧友梅等等。其中，大部分還曾經是他的座上客。
他並不守舊，如對於弗洛伊德的學說，他還是比較早地提醒人們注意肯定其中合理的價值，只是到了後來，他看到許多人以談論弗氏學說為時髦，並形成一股“弗洛伊德熱”的時候，便不再湊這個熱鬧了。
關於這一點，1988年，天津市社會科學院的傅正谷，曾在報上發表文章，題目就叫《孫犁與弗洛伊德》②。這位作者說：幾年前他從書店購書後去看望孫犁，孫犁問他買的是什麼書，他說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於是，便引出了孫犁的下列議論：“弗洛伊德此書三十年代就曾出過，弗氏理論在西方亦早成舊論，今人不察，以為是什麼新的東西，更下者，只得其皮毛而不深解其意，便大談以充時髦。實在，弗氏理論是兼有其合理成分和謬誤之處的（大意如此）。”下面是這位作者的話：“……1979、1980兩年，他又連續三次論及弗氏。要知道，那時弗氏著作尚未大量翻譯出版，那些認為孫犁保守論者和以新潮人物自居者，面對這一事實又將如何看待、作何感想呢？”
在文化問題上，孫犁不是一個鎖國論者或保守論者。相反，差不多還在十年以前，他就批判了這種現象：“因為文化長期落後，鎖國政策破滅，一旦接觸外界進步文化，就不能抵禦，就迷信崇拜，不能與之較量、戰鬥。”①這雖是就清末講的，也仍然沒有失去現實的戰鬥鋒芒。關於學習外國文化問題，他這些年來講得不算少了，他甚至於在給一個作家的信裡提出：“要寫中國式的散文，要讀國外的名家之作。”②顯然，他把這看成了一條經驗。他說，他極喜愛泰戈爾的散文。不過，“淤塞過久，一旦開放，泥沙俱下，百貨雜陳，必然出現蕪雜的局面”③，這也是人們想象得到的吧。這是一種新的文化環境，與孫犁過去遇到的完全不同。他注意到了周圍發生的變化，做為一個清醒的、從不盲從的、擁有自己的獨創風格的作家，對周圍的一切，他必然採取分析的態度。
因此，在這些年來，人們從他那裡常常可以聽到一些不同流俗的、甚至是空谷足音式的議論；同時，也正因此，不免在他身旁捲起一股小風雲——學習外國嗎？這很好，但是，“翻譯文學作品，不能與引進生活資料等量齊觀。文學藝術是精神、道德、美學的成品，不能說外國現在時興什麼，暢銷什麼，我們就介紹什麼。首先要考慮的，是我們民族、社會需要什麼作品，什麼作品對它的健康發展有益。這才是翻譯家的崇高職責。”①“假若冒充時代的英雄豪傑，竊取外國人的一鱗半甲，今日裝程朱，明日扮娼盜，以迎合時好，獵取聲名，如此為人，尚且不可，如此創作，就更不可取了。”②鼓勵新人新作嗎？這當然應該（孫犁自己就是這麼做的），但是，必須實事求是，不能一味地捧。而“有些文章，吹捧的調子越來越高，今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