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什麼原因，外界忽然傳言：孫犁的文章，不能改動一個字。
這當然是妄傳。他實在不記得，別人對自己的稿件稍加改動，就盛氣凌人或示以不滿。倒是因為他對自己的作品過度貶抑，曾引起朋友們的不滿。“現在年老力衰，對於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為文章一事，不脛而走，印出以後，追悔甚難。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過之一途，編輯把關，也是難得的匡助。文興之來，物我俱忘，信筆抒懷，豈能免過？有時主觀不符實際，有時憤懣限於私情，都會招致失誤，自陷悔尤。有識之編者，與作者能文心相印，揚其長而避其短，出於愛護之誠，加以斧正，這是應該感謝的。”①實際情況是，做為投稿者，他是非常善於體察編輯改稿的用意或苦心的，而且也是做到了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如《孫犁文集》的《自序》，在以《文集自敘》為題向《人民日報》投稿時，有一段文字（大約三百餘字）概述他們那一代作家的生活、學習經歷，並涉及時代和社會。發表時這段文字被刪去了（文末有所註明）。孫犁以為編輯刪得好。“因為，文章既是自敘，當以敘述個人的文學道路、文學見地為主。加一段論述同時代作家的文字，頗有橫枝旁出之感。並且，那篇文章，每節文字都很簡約，獨有這一節文字如此繁衍，也不相稱。這樣一刪，通篇的節奏，就更調和了。”①在編入文集時，孫犁採用了編輯的改樣。
再如《玉華嬸》（《鄉里舊聞》之一）②，原稿中曾記述：玉華嬸老了，兒媳們不聽她的話，敢於和她對罵，“並聲稱要殺老傢伙的威風。”此稿投寄《文匯月刊》，登出後，此句被刪。孫犁說，乍看此句刪得奇怪，細想情有可原：這些年來，“老傢伙”三字，常使人聯想起“老幹部”，編輯將之刪去，雖稍損文義，孫犁還是諒解他們的苦衷的。這就是說，他不只為文章著想，同時也為編輯、為別人著想了。
他已經交稿、還沒有出版的一個集子，書名是《無為集》，他在給編輯的信裡說：“您在編審過程中，可嚴格選擇一下，寧缺勿濫。無內容之書信，可酌量刪除，另有不合時宜的文章、段、句，可刪者，亦望不要客氣。”③這哪裡說得上，他的文章，別人不能改動一個字呢？
至於他自己的修改，那就更不必說了。他把修改文章，視為成功的重要途徑：“多修改文章，要幾遍地修改。修改文章，不是單純文字技術問題，這樣做，可以增加作品的生活幅度和思想深度。也是形成風格的重要因素。”①他知道歐陽修晚年還在修改文稿、為身後百世讀者著想之後，深受感動。他以為以文字為業的人，應該學習這種榜樣；但這樣認真的人實在極少，所以傳世之作也極少。他還認為，歐陽修並非天才作家，但他認真觀察，反覆思考，融會於心，然後執筆為文，又不厭其煩地推敲修改，所以成功。他的文章實得於力，非得於才。
這種精神（並非歐陽修一人）顯然影響到他。他說：我覺得我別的長處沒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說是下苦功的。一篇短稿改來改去，我是能夠背過的。哪個地方改了個標點，改了個字，我是能記得的。長篇小說每一章，當時我是能背下來的。在發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發表之後，我還要看，這也許有點孤芳自賞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這樣不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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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這樣從事文字工作，真是一種“重勞動”。但是，卻不一定能夠換取讀者的諒解。1982年冬，他接連鬧病，抵抗力太弱了，別無所事，以寫作自娛，尤其愛寫詩。於是，在《羊城晚報》發表了一首《印象》。過了些天，收到一位讀者來信：“為了撈取稿費，隨心所欲地粗製濫造。不只浪費編輯、校對的精神，更不應該的是浪費千千萬萬讀者的時間。”讀了這封信，孫犁開玩笑地說：“捧讀之下，心情沉重，無地自容。他希望我回信和他交換意見，因為怕再浪費他的時間，沒有答覆。”
他有這樣的經驗：“既然登上這個文壇，就要能所得各式各樣的語言，看得各式各樣的人物，準備遇到各式各樣的事變。但不能放棄寫作，放棄讀書，放棄生活。如果是那樣，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①他倒不以為自己的詩無可挑剔，他認為老朋友曼晴為他的詩集寫的序言，對他的詩的毛病，說得最為確切明白，只是一開頭就如此，改起來很難。他說，自己的目標是：當不成詩人，弄個“詩人裡行走”的頭銜，也就心滿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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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做過編輯，又做過教師，這兩種職業，都有利於養成他在處理稿件或文章方面嚴謹、精審的工作品質。或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