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統一，當務之急是休養生息，是與民休養，是恢復國力，這是基本常識，秦王政和中央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秦王政和中央對此一清二楚，既然南邊的六國餘孽和百越蠻夷並不足以危及到大秦安危，既然北方有長城為阻，入侵的匈奴人暫時還不會危及到咸陽的安全，那麼秦王政和中央為什麼還要急不可耐地發動南征和北伐，非要把中央財政推向崩潰的邊緣，非要把“官”與“民”的矛盾推向爆發的邊緣？
唯一的解釋不是秦王政要“窮兵黷武”，要實施“暴*”，而是當時國內“集權”和“分封”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功臣們控制軍隊和地方勢力，與中央形成對抗，割據稱霸正在形成，分裂和戰亂正在來臨。
於是秦王政發動南征，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陷阱，把功臣所控制的軍隊和地方勢力推進陷阱。功臣們本以為藉助南征可以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實力，最終迫使秦王政和中央分封諸侯，哪料到南征消耗了他們的軍隊，吞噬了他們的地方實力。北伐也是一樣，北伐雖然勝利了，但軍隊的消耗同樣驚人，同時他們還要鎮戍遼闊的邊疆，而更重要的是，北疆軍隊嚴重缺乏糧食。秦王政和中央控制了直道，也就等於卡住了北疆軍的咽喉。
秦王政利用南征和北伐狠狠的打擊了功臣和地方勢力，擴大了中央的權威，接下來當分封之議再起的時候，秦王政毫不猶豫地藉助“焚書”、“坑儒”兩大重案大肆屠戮功臣，徹底摧毀了功臣們對分封的攫取慾望。
正因為這兩大案件的爆發，正因為秦王政和功臣們、中央和地方激烈廝殺，導致大秦再一次耽誤了休養生息的寶貴時間。
然後秦王政死了，所有的矛盾都徹底爆發，大秦轟然傾覆。
寶鼎原以為自己所擬定的拯救帝國的策略都是正確的，一度還在為自己改變了歷史而沾沾自喜甚至洋洋得意，現在他發現自己大錯而特錯。
扶蘇做儲君也罷，自己控制北疆軍也罷，改變帝國國策將其偏離高度的中央集權制也罷，這一切都不足以拯救帝國。
帝國崩潰的真正原因不是源自高度的中央集權制，而是源自帝國內部“集權”和“分封”的矛盾，正是因為這個時代的貴族們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分封”，試圖在統一後的帝國中攫取到最大程度的利益，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獲得最大的分配比例，結果他們的過度貪婪最終導致了帝國的崩潰。
歷史上，帝國的傾覆證明了這一點，後戰國時代項羽和十七位諸侯王的覆滅也證明了這一點。
秦王政為什麼在帝國堅決實施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原因也在如此。
寶鼎因為錯誤地解讀了這段歷史，在來到這個時代後做了一個錯誤的決策，於是犯下了一系列的錯誤，尤其他不遺餘力地幫助宗室和本土老秦人重新崛起，導致大秦貴族勢力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大程度，由此導致大秦尚未統一中土，“集權”和“分封”的矛盾就已經嚴重危及到了統一大業，大秦的分裂和戰亂伴隨著洶湧的分封“大潮”正咆哮而來。
秦王政沒有退路了，他已經被“分封”的洪流逼到了懸崖邊上，他只有奮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後生。
寶鼎感覺自己的心很痛很痛，那種極度絕望的情緒和懊悔的心理幾乎讓他崩潰。
他極力勸諫了，而秦王政也坦誠相告，給出了自己的解釋。秦王政不是不想實施休養生息的戰略，而是他無能為力，他沒辦法去實施這一戰略。雖然他一直在努力阻止“分封”的洪流，阻止中土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戰亂，但寶鼎在“法治”的堤壩上掘開了一道口子，如今這道口子在“分封”洪流的衝擊下越來越大，“法治”的堤壩已經搖搖欲墜，而他的力量十分有限，已經無力去堵住“缺口”了。
在秦王政的眼裡，分裂和戰亂將給普羅大眾帶來滅頂之災，相比起來，壓榨普羅大眾，就算是敲骨吸髓，普羅大眾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無法與前者相提並論。
這一點寶鼎不得不承認。
後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和血腥的時代之一，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中土的普羅大眾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幾千萬人死於非命。其後的劉氏大漢帝國雖然一度有“文景之治”和“昭宣中興”，但其人口最鼎盛時期也不過與大秦帝國初期的人口相差無幾。
秦王政以“冷遇”迎接寶鼎的迴歸，寶鼎不是沒有想法，但現在他承認秦王政對他的懲罰是正確的，他“罪有應得”，他沒有為大秦建下顯赫功業，想反，他把大秦推向了分裂和戰亂的深淵。
寶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