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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幾百年來各諸侯國都大力發展工商業，以工商業來增加賦稅收入和收購稀缺資源，如今中土統一了，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說，當然需要“重農抑商”，但帝國在統一之初不是“重農抑商”，而是直接摧毀了私營工商業，試圖以官營來壟斷中土工商業，這直接侵害了貴族集團的利益，當然會遭到激烈抵制。
從中央集權的立場出發，軍、政、財等權力都要集中，但如此一來，地方利益如何保證？貴族們的利益如何保證？普通國民的生存如何保證？所以必然發生尖銳鬥爭。
第436章 為何恐懼？
加建封國的事暫時不敢提了，北伐之議也暫時擱置，那麼朝廷理所當然要休養生息，要恢復國力，只是國策應該怎麼走，是集中財賦於中央，繼續增賦加稅，以加強王國之利，還是讓利於民，輕賦薄徭，讓中土之民安居樂業？
這兩種不同的國策走向涉及到“集權”和“分封”之爭，中央和地方之爭，中央若想阻止“分封”就必須遏制地方勢力的發展唯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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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尖銳矛盾下，雖然中土之民至今還揹負著沉重的賦稅和徭役負擔，並沒有享受到中土統一給他們帶來的任何好處，尤其是山東、兩淮和江東等地，此起彼伏的叛亂和國民不堪重負有直接關係，但中央以北部疆域面臨匈奴人入侵重壓，南北戰爭中開戰在即，中央財政無力支撐為藉口，堅持增賦加稅的財政集中政策，確保中央可以長期有效地遏制地方勢力，繼而以此來阻止“分封”擴大化，把帝國迅速推向中央集權的軌道。
咸陽為國策走向問題，從五月下一直爭執到七月初，持兩種治國理念的貴族集團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始皇帝和李斯等堅持“集權”的貴族在廷議上自始至終處於被動，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當前這種政局下，來自關東系的蒙氏等軍功豪門和關東博士集團也站在了大秦本土貴族的立場上，也認為大秦應該休養生息，應該輕賦薄徭，利用目下國內外形勢漸趨穩定的有利條件，全力以赴恢復國力。
隨著時間的延續，地方封王、郡縣官長和鎮戍統率也逐漸加入到這場國策走向的爭論中。無疑，地方官員當然要從地方利益出發，所以他們紛紛舉起了“穩定”這杆“大旗”，以國民的困窘為藉口，反對中央財政集中，反對中央對國民的橫徵暴斂，強烈要求中央讓利於民，讓國民休養生息，安居樂業，繼而贏得穩定和發展的有利局面。
形勢對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越來越不利，但他們信念堅定，即便面對洶湧澎湃的洪流，也是巋然不動。
然而，中央的任何決策，最終若想得到忠實執行，並實現決策者的最終目的，那就必須贏得整個統治階層的支援，至少需要贏得統治階層絕大部分人的支援，假如帝國絕大部分貴族都反對中央的決策，那麼決策肯定得不到忠實執行，決策者的目的肯定實現不了，甚至出現與決策者的目的背道而馳的現象，那對中央權威的打擊就非常嚴重了。
七月下，武烈王寶鼎再奏始皇帝，詳細闡述休養生息的必要（性）。
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所憂慮的不過是貴族們利用休養生息之策壯大地方勢力，繼而與中央形成對抗，最終迫使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形成割據自立的事實，導致帝國與中央集權這一基礎國策漸行漸遠。
寶鼎以當前形勢為基礎，給始皇帝做了一番預測。
寶鼎過去曾有預測，在帝國統一後的十年內必然爆發南北戰爭，所以他給了始皇帝五年的準備時間，這樣在後五年內，帝國大軍可以隨時投入到南北戰爭之中。如今時間過去了三年，但直道修築沒有完成，國內形勢尚不穩定，大秦至今沒有做好南北戰爭的準備。
進行南北戰爭的前提就是國內局勢的穩定，中土的統一。相比起來，直道修築不算什麼大事，北疆常備軍和預備役加起來有近六十萬，只要把部分軍隊投入到直道建設，就可以大大縮短建設工期和財政支出。
國內局勢若想長期穩定，其關鍵不是咸陽政局的穩定，而是國民的安居樂業。
若先取之，必先予之。帝國國民尤其是關東黔首必須切身感受到帝國帶給他們的統一的好處，他們才會認同帝國，才會守護帝國，才會為保護他們的親人和財富而誓死一戰，反之，假如他們像過去一樣掙扎在死亡線上，整日面對的都是死亡的威脅，他們對大秦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