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如日俱增，他們會仇恨秦人，會仇恨帝國，這樣當南北戰爭爆發的時候，即便中央透過橫徵暴斂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但國內的矛盾也必然轟然爆發。
想像一下，當帝國的軍隊正在長城以北，正在大漠上與匈奴人浴血奮戰的時候，國內矛盾突然爆發，各地叛亂蜂擁而起，甚至地方勢力也乘機割據，帝國拿什麼去鎮壓叛亂？中央拿什麼去阻止諸侯分封？
假如南北戰爭在未來四五年後爆發，那麼留給帝國的準備時間的確不多了，而備戰的最重要最關鍵的一項就是讓帝國國民休養生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贏得他們的認同，這樣當南北戰爭爆發，當匈奴人威脅到他們的生存，要把他們重新打回“地獄”的時候，帝國的國民會爆發出最強大的力量，他們會在保護中土和保護親人的呼喊聲中，與帝國齊心協力、同仇敵愾、聯手抗虜。
帝國的未來不在於中央的治國策略，而在於帝國國民的安居樂業。
帝國贏得了南北戰爭，贏得了功勳，贏得了權威，贏得了國民和軍隊的支援，試問，那時候即便地方勢力強大了，又能強過中央嗎？中央有幾十萬忠誠的將士，而哪一個地方勢力會在未來幾年內形成足以抗衡中央的武力？中央有千千萬萬的國民的支援，而哪一個地方勢力會在未來幾年內贏得整個中土庶民的擁戴？
寶鼎質問，陛下為何恐懼？陛下為何失去勇氣？陛下為何失去自信？陛下對自己、對中央、對大秦軍隊、對大秦國民都沒有信心，那還拿什麼去強大和發展帝國？
寶鼎一連串質問讓始皇帝陷入沉思。
當天晚上，始皇帝在御書房召見了李斯、蒙嘉、趙亥、周青臣、司馬空和蒙毅。
始皇帝把寶鼎的奏章遞給幾位大臣，請他們仔細閱讀。
蒙氏叔侄在這場國策爭論中雖然公開支援始皇帝財賦集中之策，但這是出於維護始皇帝的權威，維護關東集團利益的需要，實際上他們在於始皇帝的私下商討中，還是隱約透（露）出妥協之意。
這倒不是因為畏懼大秦本土貴族，也不是因為馮氏的覆滅給了他們沉重一擊，而是從蒙氏這個軍功豪門的立場來說，他們希望自己在帝國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獲取更多，而且他們對帝國未來的預測還是“分封”壓倒“集權”，這從太子扶蘇的政治立場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太子扶蘇的政治理念和始皇帝的政治理念有嚴重分歧，這在咸陽不是什麼秘密，雖然始皇帝安排在太子扶蘇身邊的都是關東系的法家大臣，但太子扶蘇在外征伐的時候正是其成長的關鍵時期，因此深受武烈王公子寶鼎的影響，而且其（性）格不夠果敢，更沒有殺伐決斷的凌厲手段。可以想像，將來扶蘇如果繼承大統，必定是一個守成有餘而進取不足的皇帝，這必然導致地方勢力坐大，中央集權受阻，國策十有**要偏離預定軌道。
太子扶蘇的現在和未來也影響到了始皇帝的決策。始皇帝不可能只考慮現在，他考慮得是帝國的千秋大業，所以很多決策的實施，他都必須考慮到對帝國十幾年後甚至幾十年後的影響，因此始皇帝非常急切地要集權中央，試圖在他有生之年實現中央集權的理想。
蒙氏靠軍功起家，現在的權勢是靠三代人流血流汗甚至以生命為代價拼搏而來，所以他們的行事風格非常穩健，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在政治講求妥協策略，在妥協中謀取利益。蒙氏從蒙驁開始的三代人經歷了一場場政治風暴，但每一次蒙氏都有驚無險地渡過了危機，並且始終贏得了君王的信任，權勢日盛，這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馮氏和蒙氏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馮氏是韓國的世代豪門。馮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三家分晉之前，由此可以想像一下馮氏在政治上的豪門風格。正是這種風格葬送了馮氏，就如同熊氏外戚遭到昭襄王和始皇帝兩任皇帝的打擊一樣。豪門貴族權勢傾天，很多時候太囂張太狂妄，所以必然捱打。
蒙氏歷大秦四代君王而不衰，其中最關鍵的原因就是蒙氏是腳踏實地做事的人。你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不講條件，也不討價還價。事情做完了，做好了，君王賞賜多少我就拿多少，從無怨言。君王就喜歡這樣的臣子，所以軍功貴族歷來為大秦君王所器重。豪門貴族不一樣，與生俱來的優越感讓他們首要考慮的不是為君王做事，而是謀算著如何獲利，在獲利的前提下為君王去做事。這就是本質區別。
李斯、周青臣、司馬空這些法家大臣也屬於寒門軍功貴族，他們的現在和未來都建立在軍功上，而始皇帝這位君王和他們的政治理念又完全一致，目標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