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準備，而目前長城一線的鎮戍軍基本上可以保證阻御匈奴人的攻擊，所以暫時維持長城鎮戍軍的數量，從山東、兩淮和江東各地抽調出來的軍隊在洛陽集結後，則馬上解散歸鄉，以減少中央財政的支出。
直道修築依舊暫時中止。其他中央和地方無助於恢復經濟增加賦稅收入的工程專案統統擱置，若有違令者，嚴懲不貸。
在始皇帝的強行干涉下，大秦開始艱難地走上了在保持穩定基礎上的發展戰略，但距離寶鼎所希望看到的“休養生息、輕賦薄徭”之路還是有巨大的差距，中土的普羅大眾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土的統一併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好處。
這是一個艱難的時代變革期，帝國的內憂外患交織在一起，無論誰來統治這個新生的帝國，都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帝國的內憂除了中央財政的拮据、普羅大眾的困苦、關東六國在統一後的混亂，等等這一些可以用眼睛看到的危機，還有眼睛看不到的實際上更嚴重的憂患，那就是思想文化上的激烈碰撞。
中土的統一表面上看是疆土的統一，但從深層次來說，它應該是文化上的統一，而文化上的統一才是最為艱難的。帝國並沒有完成文化上的統一，中土文化的統一直到漢武帝時期才算真正的完成了。
“集權”和“分封”的矛盾就是來源於思想文化上的差異，而思想文化的碰撞如果不能解決或者緩解，那麼不要說始皇帝打算在十年二十年內結束過渡期實現中央集權是一種奢望，就連武烈侯寶鼎打算在百年內過渡到中央集權制的想法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要解決帝國最深層次的思想上的矛盾，就必須在政治體質上進行一系列的改革，這個改革不僅僅包括決策制度，還要包括教育制度，而官學和教育制度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大秦的決策制度就是廷議制度，也就是國事決策必須經過朝議，先由中樞小範圍商討，然後再由文武百官進行大朝議，最終結果才是決策。
這一制度來源於周王朝，周王朝的國事決策先由百官廷議已經形成定製，而這種定製由春秋到戰國一直得到諸侯國的傳承，但秦國自商鞅變法以法治國後，秦國的廷議制度是最完善的也是執行的最為堅決的。當然，這是相對而言，比如修長城，發動對外戰爭這種國事，廷議制度當然可以讓君主得到最好的決策，反之，比如制定基本國策、冊立儲君、人事調整等國事，就不是廷議制度可以解決的了，甚至根本就不會經過廷議來完成決策。
為什麼解決思想文化上的碰撞首先要修改決策制度？
很簡單，帝國是在吞併關東六國之後而建成，關東六國有自己的思想文化，有自己的國策制度，等等，總而言之，帝國若要完全吸收和融合關東六國，首先要制定一系列有助於吸收和融合關東六國的制度，而這個制度的制定僅靠秦人是肯定不行的，必須讓那些瞭解關東六國的人加入到大秦的決策層，這樣拿出來的制度才能符合統一後的帝國的需要。官學和教育制度也是一樣，也是首先產自決策層，由決策層來決定帝國的官學和教育制度，而官學和教育制度恰恰是解決“集權”和“分封”矛盾的根本所在。
誰最瞭解關東六國？
不是關東六國的貴族，他們是統治階級，他們看不到普羅大眾的疾苦，只有出身寒門的大賢才是真正瞭解關東六國的人。
關東六國的大賢從何處召集？
就是從齊國的稷下學宮，那裡彙集了中土諸子百家，大賢雲集。
秦國吞併了齊國，也就吞併了稷下學宮，於是齊國把稷下學宮的博士、名士等大賢全部“請”到了咸陽，統統徵募為博士。博士參政議政，參加朝議，就此形成一種議政制度，而這就成了大秦決策制度的一種有效補充。
始皇帝之所以建立博士議政制度，其本意是把中土各個各區域的政治勢力兼併後，打造一個以咸陽為中心的新的政治利益核心。如此一來，始皇帝就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一個新問題，那就是文化如何統一。
博士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載體，這些博士分別來自關東六國，體現著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代表著不同區域的政治利益，把他們集體納入帝國的權力核心，就如同“車同軌，書同文”一樣，體現為以秦文化為主體下的一種多種亞文化的互相相容和吸收，但在相容和吸收之前，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間首先爆發了激烈的碰撞。
這時候，始皇帝才意識到，大秦必須尋找到一種與統一局面相適應的新思想新文化，否則，大秦不可能完成真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