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廆，主掌北軍西行轅。
始皇帝在重用關東系大臣的同時，也沒有繼續打擊大秦本土貴族，而是善加安撫，重新呼叫了一大批功勳大將。
直到五月，這場風暴的餘波才逐漸平息。
最後的嬴家是始皇帝和中央。
始皇帝雖然失去了馮氏這個股肱，但藉助馮氏的“死亡”，始皇帝重創了老秦貴族，並乘機打擊和清洗了晉中、河北、中原和山東四地的地方勢力，加強了中央對這些地方的實際控制。
始皇帝的臉被“打”了，但帝國中央對軍隊和地方郡縣的控制力卻得到了加強。從帝國的立場來說，這場政治風暴利大於弊，不但有利打擊了地方勢力和豪門貴族對分封的追求，也為帝國穩定中土和鞏固統一果實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南方的春耕順利結束，北方的夏收即將開始，隨著籠罩在咸陽城上的烏雲散去，大秦政局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而好訊息也從各地頻頻傳來，最好的訊息無疑就是山東、兩淮和江東等地的叛亂終於給武力強行鎮壓了下去，中土終於艱難地邁進了大一統時代的和平時期。
剛剛結束的政治風暴歷時近一年時間，席捲了整個中土，大秦的統治階層遭到了重創，無論是堅持“集權”的貴族集團還是堅持“分封”的貴族集團，都在風暴中損失慘重。
僥倖的是，歷史沒有重演，這場由“分封”貴族集團發起和推動的政治風暴，雖然其本意是挑起始皇帝和武烈王的廝殺，讓這對兄弟手足相殘，但最終這對兄弟在共同的政治理念的驅動下攜手抗敵，棋高一著，在形勢最為危機時刻來了個驚天大逆轉，反手一擊，給了貴族集團以沉重打擊。
當咸陽政局漸趨穩定之刻，大秦的統治階層看到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始皇帝是中土之主，而武烈王是大秦第一權貴，兩人的力量都過於強大，更讓人恐懼的是，兩人在政治理念和治國策略上取得了一致，所以不論是堅持“集權”的貴族集團還是堅持“分封”的貴族集團，在新時代來臨之刻，不得不暫時偃旗息鼓，不得不暫時放棄蠢蠢（欲）動的心思，轉而擱置本集團的政治理念，老老實實地沿著既定國策，集中力量恢復國力，穩定中土。
這一刻不論是中樞大臣還是中央官員，不論是地方封王還是地方郡縣官長，都不敢再叫囂著“分封”，以免遭到始皇帝的雷霆打擊，也不敢公開鼓吹“集權”，擔心激怒武烈王遭到致命一擊，大家都是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地跟著始皇帝的步伐前進，始終遵從咸陽宮的命令。
風暴結束了，在遼東建封國的事情再也沒人敢提了，而即刻發動北伐的呼聲也停止了。
五月中，太傅、上將軍武烈王公子寶鼎在離石要塞的北軍統率部召集東西北三大行轅官長，諸軍將軍等北軍統率進行軍議。
軍議的核心內容就是建設和發展北疆，確保北疆武力。
寶鼎拿出了建設和發展策略，其中第一條就是直道修築。圍繞著直道修築，寶鼎擬製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其基本原則就是利用北疆自身的力量幫助咸陽修築直道，比如呼叫軍隊挖山添谷以減少徭役徵發，而參加直道修築的將士一律授予軍功，此策既節約了國力，又鍛鍊了軍隊，還給將士們贏得了軍功，利國利民利軍隊，一舉多得。
第二策就是大力推進以墾荒屯田為主的邊疆農耕和以建設牧馬苑為主的邊疆畜牧，同時給予商賈更多的優惠政策以加快山澤之利的開發和利用，以此來推動邊疆城鎮和市榷的建設。
此策的關鍵是人口遷徙，邊疆需要大量的人口，為此，寶鼎和北軍統率們向始皇帝和中樞建議，把各地參加叛亂的罪犯及其家眷全部流放邊疆，其中像膠東即墨、兩淮彭城這些屢屢叛亂的地區，則乾脆把城鄉人口整體遷徙到邊陲，而像江東等大江南部地區的叛民則遷徙到嶺南，如此既能減少關東地區的叛亂，又能幫助南北兩疆進行戍邊和發展，也是利國利民的好事。
第三策就是未來一段時間的北疆鎮戍策略。寶鼎的建議是，結盟河西大月氏，攻擊雲中匈奴人，以東西兩翼的牽制，來幫助秦軍在中路進軍河南，佔據賀蘭山，繼而把匈奴人在漠南的防線攔腰斬斷，然後秦軍利用河南的戰略位置，向西與大月氏夾擊匈奴的右方王諸軍，向東則與代北大軍東西對攻拿下（陰）山。
這一攻擊策略是出塞作戰，需要直道修築的完成，更需要中央財政的支援，所以寶鼎聯合北軍統率上奏，懇請始皇帝和中樞馬上實施休養生息之策，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恢復國力，不要再增賦加稅，橫徵暴斂了。過度壓榨中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