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用自己耕種，到時間去收租就行了，坐享其成。租稅怎麼收？總不能一家家去收，那情況太複雜了，所以“食租稅”的租稅，其實都由地方郡縣代收，地方郡縣再根據當年的收成，折算給“食租稅”者。
這其中的名堂就大了，給多少都由郡縣說了算。當然了，能“食租稅”的都是權貴公卿，地方郡縣哪敢得罪，即使砸鍋賣鐵也要湊足了，這也是攀附權貴的一條途徑嘛，如此國庫收入就受到了影響。這就是弊端，但沒辦法，如果讓“食租稅”者自己去收，會造成更大的弊端。
封君的最差一等就是“食租稅”，沒有固定的封邑，當然也就無須設定封君府了。
有封邑的封君，對其封邑有經濟特權，一旦為了攫取財富而不管庶民的死活，那必然要出事，所以這樣的封君必須設定相，由相來確保封君絕對遵從王國的統一法令，嚴格按照律法的規定來獲取合法的財富，但封君和相可能“狼狽為奸”，為此地方郡縣就成了制約封君違法亂紀的最後一道屏障。
以南陽郡為例，南陽郡守首先關心的是南陽郡的穩定，南陽庶民的生存狀況，要優先完成中央下達的所有命令，而很多事中央未必會調撥錢糧，需要南陽郡自掏腰包。南陽郡所有田地的田租，商稅，還有山澤之利，都是武烈侯的財富，如果把收繳田租、商稅等等權力都授予南陽郡守。那南陽郡府必定要先扣除所有開支，剩下的才是武烈侯的財富。
假如中央把收繳田租、商稅等等權力都授予相府，那相府必然在遵從王國統一法令的情況下，優先考慮封君的財富，這是一種必然。在封君看來，南陽郡的財富都是我的，至於南陽郡的公共事務，當然由中央掏錢，難道你要我用私人的錢辦公家的事？沒有道理嘛。
這就是最直接的利益衝突，而其中利益之大，中央和封君都要爭，最終看哪個厲害了。假如封君厲害，比如封君是朝堂上的大權貴，有實權，那封君相府就能在封邑獨攬大權。封邑的郡縣官長假如與相府抗衡，下場肯定很慘。反之，假如封君沒有實權，甚至被趕回封邑了，那地方郡守有中央的支援，當然敢與封君抗衡，最終封君也只有忍氣吞聲，拿幾個錢算幾個錢了。
武烈侯公子寶鼎情況特殊，他是被趕回封邑了，但他實力太強，中央不敢搶他的錢，所以在守、相的職權上，中央含糊不清，意思是你武烈侯看著辦吧，反正南陽郡是邊郡，韓魏楚三國虎視眈眈，假如你把南陽搞得烏煙瘴氣天怒人怨，把南陽搞出事了，你就完了。
唐仰、司馬昌等人的理由十足，寶鼎笑而不語，甘羅始終一言不發。
“相國的意思呢？”唐仰直接逼著甘羅表態。
“我是武烈侯的相。”甘羅從容應答，“武烈侯叫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相國難道就沒有自己的看法？”唐仰目露嘲諷之色。
“我是武烈侯的相。”甘羅反唇相譏，“為人臣子就要謹尊本份，武烈侯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
眾人無語。
“公子，南陽局勢複雜，假如郡府事事掣肘，我們的處境就更加艱難了。”司馬昌小心翼翼地說道，“公子，事關大局，該爭的我們一定要爭，否則形勢對我們非常不利。”
寶鼎搖搖手，“等南陽郡守章邯來了再說。”
章邯最近雖然經常出入蓼園，但每次都由曝布做掩護，即使是蓼園核心的人，也沒有幾個知道他已經秘密投奔蓼園。幾個執事馬上告誡寶鼎，暗示章邯是關東一系的人，他到南陽出任郡守，顯然是關東人用來鉗制相府的重要力量。
南陽郡守是關東人，封君府相國是楚人，都是公子寶鼎的對手，可以想像，南陽的局勢肯定異常混亂。這是普通人的看法，而這也是公子寶鼎故意做出來的假象，在他看來，他只要和章邯內外聯手，足以架空甘羅，牢牢控制南陽的局勢。
夜宴在爭論中結束，蓼園人就如普羅大眾所推測的一樣，堅決不願意放棄對南陽財富的絕對控制，而公子寶鼎則表露了截然相反的觀點，這讓甘羅意識到蓼園在作戲，只是他想不明白的是，公子寶鼎既然受到了大王毫不留情的打擊，為什麼還要向大王示弱，願意主動放棄對南陽財富的控制權？未來公子寶鼎不論能否殺出重圍，能否九死一生化險為夷，南陽的財富都沒有必要放棄。大王要打擊的是公子寶鼎的權勢，而補償他的就是財富，這是顯而易見的事，難道公子寶鼎主動放棄財富，就能重新贏得大王的信任？這未必太過天真了，不應該是公子寶鼎的真實意圖。
章邯和熊閔聯袂而至。曝布在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