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臺還是潛伏黑衣，都給了他詳細的稟報。公子高出鎮江南，在咸陽掀起了軒然大*。王統歸屬其實並不是最主要的爭論，朝堂議論的焦點還是大秦基本國策的改變。
大秦自商鞅變法以來，遭到打擊最嚴重的就是宗室和豪門貴族，他們的特權被一點點剝奪，他們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少，這也直接導致了宗室和豪門貴族的沒落，與此同時，寒門貴族和軍功貴族乘勢而起。王國在發展和強大的同時，國策也更傾向於既得利益團體，權柄也漸漸被他們所控制。
昭襄王主政後期，這一現象達到頂點，最終引爆了兩大利益集團之間的血腥殘殺。熊氏外戚被驅趕，以武安君為首的豪門貴族遭到了重創，但寒門貴族也遭到了兇猛的反噬，損失慘重，大秦由盛轉衰，最後僅靠蔡澤、蒙驁等關東人勉強維持。
熊氏外戚重新崛起後，咸陽矛盾更為複雜，本土老秦人包括宗室在內的利益集團與楚人、關東人等非本土利益集團的矛盾連續爆發，但歸根溯源，還是大秦基本國策的問題。大秦基本國策秉承商君的“法治”，“法治”的核心就是如何分配大秦各階層、各利益集團在權力和財富中的分配比例。因為“法治”的目的是“強國”，那麼“國”就應該佔有最多的權力和財富，如此一來，在權力和財富分配中佔有比例最高的宗室和豪門貴族理所當然成為“打擊”和“削弱”的物件。
這就是大秦強大之後，各方勢力矛盾激烈，血腥廝殺，繼而導致政局連續動盪的重要原因。
“國”強大了，權力和財富更多了，其原有的分配比例對“國”就不利了，於是就要修改，就要從既得利益集團的嘴裡“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