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來說，也是捉襟見肘。
現在是非常時期，戰爭太多，戰場太大，兵役的徵發已經是常態，像關中、晉中等地的壯勇從河北決戰之後，基本上沒有回過家了，造成的問題不僅僅是國人自身生活的窘迫，更嚴重的是關中和晉中等郡縣無兵可徵，無役可調，由此受到影響的不僅僅侷限於農耕、賦稅等方面，也影響到了京畿和本土的安全。
兵制不得不改，而兵制的基礎是兵役制度，中土諸侯國基本上都是實行徵兵制，比如大秦的兵役物件就囊括十七歲和六十歲男子，但如今因為實際情況，兵役制度名存實亡，十三四歲的少年和六十多歲的老者在戰場上隨處可見。
現在統一程序加快，常備軍的數量暴漲，隨之而來的就是國防策略的變革，軍權架構的變革，軍隊編制的變革，等等，這些變革無一不牽扯到中樞和軍隊、軍隊和地方、中樞和地方等各方利益，所以博弈激烈，混亂在所難免，而混亂的結果就是功臣們擁兵自重，中央權威遭到削弱，而中央為防止軍隊和地方勢力坐大，又不得不集中軍權，不遺餘力的控制軍隊，於是矛盾層生，由此也就有了中原決戰的失利。
中原決戰的失利是各種矛盾糾纏在一起激烈碰撞的結果，其根本原因是各種利益關係沒有理順，而根源則是對權力和財富的爭奪。若要緩解矛盾，理順關係，那麼就必須在國策變革上形成決議，各方互相妥協，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上達成一致，這樣大秦上下才能朝一個方向前進，才能贏得中原決戰的勝利和統一大業的成功。
然而，大秦的國策變革方向正處在不斷的搖擺之中，武烈侯雖然暫時妥協了，但他絕不會放棄國策變革的主導權，為此他要迅速增強自己的實力。實力決定一切。
武烈侯在穩固了北方戰場後，便把全部精力投到了代北和燕南兩地的穩定上。
穩定的前提不僅僅是邊疆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讓民眾吃飽穿暖，所以發展農耕是第一，兼顧畜牧的同時還要想方設法發展工商業，但無論是發展農耕畜牧還是工商業，都需要高效而忠誠的地方府署和地方官吏。
大秦官吏儲備的嚴重不足就此暴露。雖然寶鼎很早就警告過秦王政和中樞，並獻計獻策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中土太大，需要的官吏太多，僅靠大秦本土力量根本不夠，所以最終寶鼎不得不面對現實，只能從軍隊中抽調軍官去地方郡縣任職，而地方掾吏則基本上從地方徵募。
這種地方官吏的組成所蘊含的隱患之大可想而知，但短期內沒有辦法解決，只能一步步來，一步步改變，就像發展農耕和工商業一樣，需要耗費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走上正軌並有所成效。
北方局勢穩定的基礎是打造一支龐大而精悍的軍隊，尤其在統一前後的幾十年裡至關重要。北方因為生產力落後，財賦嚴重不足，如果常備軍數量過於龐大，必將給中央財賦帶來無法承受之重，所以實施在徵兵制基礎上的輪換更戍是保證北方擁有一支龐大軍隊和強悍戰鬥力的唯一辦法。
武烈侯和軍政官長們經過一次次商討，拿出了構建北方防禦體系的一系列方案。在這個方案中，長城是第一道防線，太行山是第二道防線，事實上也就是把當初秦、趙、燕三國的北方防禦體系整合為一體，除了連線三國長城，修繕和加固烽燧要隘堡壘，拓寬和開闢交通要道，加大墾荒屯田的力度外，就是軍隊建設，而軍隊建設中最重要的就是騎軍建設和地方壯勇的訓練。
這一綜合防禦體系牽涉到方方面面，其工程量貌似“宏偉”，其實不然。在過去的近百年時間裡，秦趙燕三國在北方防禦上花費了無數的心血，在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已經非常完備了，武烈侯不過把它們融合到了一起而已，耗費不多，但事務卻非常繁雜，其主要就是協調各邊郡、軍隊和地方、中土人和北虜諸種之間的利益而已，而協調中央和北方邊郡、中央和北方鎮戍軍之間的利益是最為艱難的。
武烈侯一次次上奏，與秦王政和中樞大員們私人之間的書信往來也是異常頻繁。
秦王政和中樞在此事上並沒有設定過多的障礙，一則他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原決戰上，沒有更多時間去關注武烈侯所要構建的這個龐大的北方防禦體系，二則北方鎮戍直接關係到統一大業和中土安全，如果武烈侯和北方三地的軍政官長們能在數年內完成這個防禦體系，其意義就太大了，所以從秦王政到中樞，到中央府署，基本上都採取了支援態度。
年底之前，武烈侯請奏咸陽，懇請把中山的軍政大權暫時授予自己，以便集中代北、燕南和中山三地的人力物力和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