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咸陽的這個新的政治格局出發，不難看到武烈侯公子寶鼎若想主導國策的變革方向，就必須贏地本土豪門貴族和外戚貴族的支援。
本土豪門貴族中，有掌控軍隊的貴族，有活躍在中樞的貴族，但不論這些貴族位於何種位置，他們的權力和財富都建立在“軍功”的基礎上。二十等軍功爵制度遏制了他們對權力和財富的佔有，所以在國策變革的大方向上，他們和嬴氏宗室目標一致，這兩者之間的合作有長期而堅固的基礎。
但是，統一大戰一旦結束，中土進入和平時期，本土豪門貴族失去了獲取“軍功”的戰場，他們對權力和財富的佔有比例會迅速下降，他們的實力會迅速萎縮，到那時，他們對武烈侯的助力就會迅速減少，所以獲得外戚貴族的支援，是武烈侯持續主導國策變革方向的重中之重。
這次本土豪門貴族，包括軍政兩屆大員，很多人支援秦王政發動中原大戰，其主要原因就是要搶“軍功”。中原決戰可能是統一的最後一戰，這個“軍功”如果沒有抓住，對本土豪門貴族的未來影響太大。國策變革才剛剛起步，本土豪門貴族還未能在統一後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佔據明顯優勢，而統一程序又偏偏“一日千里”，他們現在除了搶軍功實在是沒有其他辦法了。
外戚貴族包括熊氏和隗氏之所以支援秦王政發動中原大戰，其直接原因卻是“王統”。外戚貴族始終是朝堂上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他們能否控制朝政，主要取決於“王統”。昭襄王能夠獲得王統，與熊氏外戚的捨命一搏有直接關係，所以昭襄王初期，在宣太后和熊氏外戚的保駕護航下，最終坐穩王位並建功立業。莊襄王、秦王政父子繼承王統，則完全得益於華陽太后和熊氏外戚的絕對支援。
現在秦王政雖然尚未立儲，但公子扶蘇肯定是首選。在公子扶蘇問鼎儲君到繼承大統這段時間裡，哪個外戚對他的支援最大，那麼將來就有可能控制朝政。熊氏外戚一門心思要利用公子扶蘇東山再起，而隗氏外戚則一門心思要利用公子扶蘇掌控朝堂，所以熊氏外戚選擇與武烈侯結盟，而隗氏則毅然投向了秦王政。
秦王政決心要置熊氏外戚於死地，又與武烈侯在國策變革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試想隗氏除了選擇支援秦王政，還有其他出路嗎？隗氏只有支援秦王政。
在“保守派”勢力中，本土豪門貴族有先天缺陷，隗氏外戚又徹底倒向了秦王政，武烈侯若想持續抗衡秦王政，必須牢牢結盟熊氏外戚，所以這一次不論付出多大的代價，武烈侯都要拯救熊氏外戚。
如何拯救？
正如趙高和朱英的分析，假如秦王政一定要誅殺熊氏，武烈侯還真的束手無策。
武烈侯早在幾年前開始謀求更大的權力以改變大秦國策，為此他主動結盟於熊氏外戚，並配合華陽太后在政治上進行佈局，一次次與秦王政內外聯手，逼迫熊氏外戚退出朝堂，離開京都，試圖以此來拯救熊氏外戚。
歷史上熊氏外戚就是在滅趙之後被趕出朝堂。繼熊啟、熊熾離開咸陽之後，王翦、楊端和與羌廆等一幫將率也在攻克薊城之後被秦王政解除軍職。隨著熊氏外戚和本土老秦人的衰落，隗氏外戚和關東貴族迅速崛起，隗狀和馮劫在內主政，蒙武和李信在外統軍，攻楚大戰就此爆發。
秦軍第一次攻楚失敗，而這次失敗成為了歷史上的一大疑案。
當時王賁在中原潁川方向攻楚，連下十幾座城池，拿下鴻溝，切斷了楚國和魏國之間的聯絡，然後集結重兵攻打魏國大梁，斷絕了魏楚合縱的可能。
在王賁攻打大梁的同時，蒙武和李信開始攻打楚國。
蒙武和李信也是從潁川出發，沿潁水而下，出汾陘塞，攻打安陵、鄢陵，前鋒軍直殺陳，但陳高大堅固，急切間難以攻克，而壽春方向的援軍又殺了過來，所以蒙武和李信沒有直接攻打陳，而是“圍城打援”，率主力繼續南下，李信打平輿，蒙武打寢，兩軍南北夾擊，把楚國援軍殺得大敗而逃。
接下來，秦軍可以打陳。拿下陳，大軍就可以直殺壽春。
偏偏在這個時候，昌平君熊啟在鄢郢造反了。鄢郢就是江陵。李信率軍急速殺到南郡，平定了鄢郢之亂，而昌平君熊啟則投逃奔楚國。
李信再次趕赴淮南戰場。此刻蒙武已經拿下陳，率軍在城父一帶與楚軍作戰。李信在趕赴城父的途中遭遇楚軍主力。項燕包圍了秦軍，殺秦軍七都尉，李信大敗而逃。
秦軍第一次攻楚就這樣失敗了，而失敗的原因和昌平君熊啟的叛亂有直接關係。假如沒有熊啟在鄢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