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日本的進攻，從而保持英國在亞洲的力量均勢。於是，英國對中國的敵視態度開始轉變，重開滇緬路之後，派了不少將士到中國來學習游擊戰。1941年1月，英國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將為駐重慶陸軍武官，開始和中國醞釀中英軍事問題。
中英軍事同盟的第一個步驟是透過對中、緬、印、馬（馬來西亞）的軍事考察，共同商量保全緬甸的具體軍事計劃。經過協商，“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於1941年1月成立，其考察團的成員如下：團長商震，副團長林蔚，團員是杜聿明、侯騰、馮衍、唐保黃、劉方榘、周應聰、鄭康琪、劉耀漢等人＇注：《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3卷第332頁。＇。考察團於同年2月出發，對緬甸、印度、馬來亞考察約3個月之久，蒐集有關緬印馬經濟政治軍事資料，編成“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報告書”，洋洋30餘萬言，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據對緬甸、馬來西亞地形交通及估計日本會採取的戰略戰術而擬定的中、英、緬共同防禦計劃草案，它包括“敵情判斷”、“共同防禦意見”兩大部分。草案認為“日本對中國的國際交通線滇緬路，將不是從中國境內截斷，面是配合它對亞洲的政略戰略整個策劃，一旦日寇與英國開火，勢必先擊敗英軍而侵佔馬來西亞、緬甸。這樣，日寇既擊敗英軍而奪了它的殖民地，又可封鎖中國，獲得一箭雙鵰的效果。”＇注：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第8頁，中國文史出版社。＇然而，對這樣一個經過實地考察分析得出的正確結論，英國方面除駐新加坡總督波普漢·丹尼斯等少數人之外，對當時的局勢分析，看法與中國大有出入。他們仍然幻想以大英帝國的招牌嚇唬日本，狂言英國有雄厚的力量，日寇不敢輕易挑釁，並斷言，日本要截斷滇緬路，肯定從中緬或中老（撾）邊境，而不會經過緬甸。由於英國始終防範著中國勢力進入它的殖民地緬甸，視中國為“長期威脅其殖民主義政策的民族主義國家”＇注：同上。＇，故千方百計對中國軍隊入緬佈防，作戰儘可能地加以限制，強調中國軍隊只能在中老、中緬邊境上佈防，致使中國和英國軍事同盟的建立和聯合作戰的問題進展緩慢、收效甚微。
珍珠港事件把美國推到戰爭的第一線，為了確立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領導地位，在太平洋地區安全問題上，美國採取了與英國不同的對策。中美關係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即從較為單一的經濟援助轉而正式與中國結成戰時同盟，這種變化是符合美國戰時對華政策和亞太戰略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最害怕的是國民黨戰場全面崩潰、日本從中國拔出泥足，橫掃太平洋。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對他的兒子說：“如果中國被打垮了，您想一想有多少個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注：邁克爾·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第104頁。＇對於美國政府來說，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中國的抗日戰爭已從作為美國遏制日本侵略擴張的手段，上升為美國亞太戰略的重要的一環，是消耗日本陸軍主力，牽制日軍在太平洋及東南亞進攻的重要力量。將來中國是盟軍太平洋反攻和攻擊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因此，為了充分發揮中國作為美國的有效的軍事盟友的作用，美國政府在經濟、政治、軍事上加強和採取了一系列援助措施，積極地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僅1942年一年，美國就給予蔣介石政府5億美元的鉅額貸款。
從長遠的戰略目標出發，美國不僅需要中國成為一個“有效的軍事同盟”，而且需要中國成為一個戰後和平時期的“忠實的政治盟友”，促使中國出現自由主義的、親美的政府，以取代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在亞洲的影響，把美國的力量和國民黨的力量合併在一起，塑造一個戰後亞洲的新格局。正是基於這種需要，美國極力想為中國在世界上爭得大國的地位。赫爾曾經寫道：“我們對於中國有兩個目的，第一個是共同進行有效的戰爭，第二個是在戰爭期間及戰後承認並建立一個與西方三大國——俄國、英國和美國處於同等地位的強有力的中國，這既是為準備一個戰後的組織，也是為了東方穩定和繁榮的形成。”＇注：伊利奧·羅斯福：《羅斯福見聞秘錄》第49頁，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1941年12月，在“阿卡迪亞”軍事會議上，羅斯福總統極力說服英國首相丘吉爾推舉蔣介石出任即將成立的中國戰區（包括中國、泰國和印支）盟軍最高指揮官，後來又把中國同英美並列於《聯合國家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