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農民（上文提到的年廣九甚至不識字）構成、身份還顯得很可疑的〃企業家群體〃當作自己的模範。況且，就一般社會生活來說，杭州同合肥在當時的差別並不大。儘管史玉柱有〃史大膽〃的稱號，他還是不可能放棄在政府機關的工作機會而選擇去當一個個體戶或者一個鄉鎮企業家。
而在1989年史玉柱從深圳大學畢業的時候，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
始於1984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之後的幾年裡開始顯現效果，非公經濟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迅速上升。1985年，包括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內的非公企業在工業總產值中僅佔30％，到1990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98％。
伴隨這個過程的，是企業家形成的第二次浪潮。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將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之後，大批體制內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轉到體制之外，〃下海〃經商，從而構成這個時期企業家的主要來源。
大體來講，這個時期機關幹部出身的企業家和知識分子出身的企業家是沿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的。由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價格雙軌制開始實行，價差產生了巨大的利潤空間，有專家估算，在1987年，我國的全部控制商品的價差在1300億元以上。這個千億規模的價差空間給那些從機關停薪留職下海經商，有能力和關係以體制內價格購入物資，以體制外價格賣出物資的人創造了完成資本積累的機會。
與機關幹部出身的企業家不同，知識分子出身的企業家是靠創辦科技企業起家的。聯想、四通等企業都是在這個階段創立。
1985年以後，國務院出臺了關於科技體制改革的多項政策，特別是1988年3月釋出的《國務院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在繼續鼓勵和促進民辦科技機構發展的同時，進一步提出〃科研機構以多種形式長入經濟，發展成新型的科研生產經營實體〃，引導國有科研機構、高等學校、大中型企業，按照民辦科技機構的經營模式，用預算外資金興辦新型科技企業。這些企業與民辦科技機構在經濟成分上不盡相同，但卻共同擁有全新的經營機制，因而一起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營科技企業群體，並進入新一輪發展高潮期。
在1991年上海開發浦東之前，廣東一直是全國最為發達的地方，而緊鄰香港的深圳更是重中之重。在深圳的創業氣氛中薰陶了兩年的史玉柱，已經很難再回到辦公室裡，做一個體制內的機關幹部了。
關於這一點，2005年史玉柱在接受《中國新時代》採訪時也承認，〃我以前在安徽省政府的統計局上班，因為覺得那種工作環境使人的想法與個性受到壓抑，決定下海經商。最初的創業在深圳開始，那時的感覺特別好，從很低的起點一步步往上爬，是最快樂的時候。〃
總而言之，在1989年史玉柱下海創業之前，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並沒有顯現出他的身上有商業基因。他的下海，與其說是個人的抉擇，不如說是時代的浪潮推動所致。
第一部分 7。漢卡時代的商業邏輯（1）
漢卡時代的商業邏輯印刷業的發展，特別是中小型印刷廠大量出現，自然帶動了對印刷排版系統的需求。這個時候，史玉柱產品的價格優勢就顯現出來了。巨人在1991年到1992年間的高速發展，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1994年，正是巨人集團的影響力如日中天的時候，一家媒體這樣描寫史玉柱的下海創業：〃1989年7月，在合肥駱崗機場，一個身材高挑兒瘦削的青年人，登上了飛往深圳的麥道80飛機，這個青年人叫史玉柱，當時只有27歲。在競爭激烈的高科技領域裡，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既沒資金又沒靠山的'小字輩'竟大爆冷門，創辦了巨人高科技集團公司。〃
這段描述基本上可以代表當時社會對史玉柱和巨人集團的看法。在史玉柱之前，國內出現的科技型企業大多是依託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建立的，比如聯想和方正。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看，高校和科研院所理所當然擁有強大的研發力量，他們開發出高科技產品，絲毫不足為奇。
但史玉柱不同，他只是一個普通人，透過接受教育和對技術的熱愛而開發出一種新產品，並因此獲得成功，創辦了自己的集團公司，這簡直就是一個〃知識改變命運〃的標準樣板。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人們會認同媒體給史玉柱加封的〃中國的比爾·蓋茨〃頭銜，而他的創業史，也在一遍一遍的傳播之中，被塑造成了一個〃創業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