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腐敗之風大盛，整個王朝都浸潤其中不能自拔。短暫的統一很快為長久的分裂所替代。
後唐莊宗李存勖，初以完成父親交給的三支箭為己任。他意氣風發，浴血北部中國，每戰必勝，一路高奏凱旋歌。最終，他用木匣裝著仇人的首級，祭獻於家廟，自以為完成了父親的心願。此後的李存勖卻判若兩人，前期是那麼英武有為，縱橫天下，後期卻不思進取。建立後唐後的李存勖最終因對音樂和戲劇的痴迷而亡身失國，死於伶人之手。不能不讓人喟嘆歷史的無情！
而與這些小富即安、志得意滿的開國之君不同的是，凡歷史上的有為之君，無不具有濃厚的危機意識和進取精神，他們在登上皇帝寶座後，如履薄冰，勵精圖治，像登基一樣勤於政事。他們改革弊政，及時調整統治政策，使社會經濟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景象，把中華帝國的繁榮不斷推向新的發展階段。
漢高祖劉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身於社會底層的皇帝，他目睹了群雄推翻秦朝的強大力量，秦因暴政而亡的前車之鑑，所以在制定政策時注重立足於社會現實，為政溫和，採用黃老的清淨無為的寬鬆政策，與民休息，緩解緊張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其次，匈奴自秦以來就是中國北方的嚴重邊患，為保證百姓能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從事生產，漢高祖採用“和親”策略，出嫁公主，贈送絲綢、糧食等物品，與匈奴單于約為兄弟，漢、匈之間暫時出現了和平。 。。
序：在千年的永恆與輝煌背後（2）
西漢文帝、景帝相繼即位後，繼續實施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在漢初70年左右的時間裡，政治穩定，經濟上始終保持穩定發展的勢頭。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到了景帝后期，漢王朝國庫裡的錢多得堆積如山，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太倉裡的糧食也由於陳陳相因，以至腐爛不能吃了。歷史上把文帝和景帝父子執政時期呈現出的國泰民安的盛世景象，譽為“文景之治”。
光武帝劉秀才兼文武，在位期間，注意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安定民生。他釋放奴婢、刑徒，使流民返回農村，安居樂業；他薄賦斂，省刑法，偃武修文，與民休息，使民間漸富；他抑制豪強，維護皇權；他整頓吏治，裁減冗員，提倡節儉，官場風氣為之一變。透過這一系列措施的實施，使戰爭留下的創傷很快得到醫治，經過幾十年的經營，東漢的社會經濟得以快速發展，社會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也奠定了東漢前期國家強盛的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光武帝北擊匈奴，安撫邊裔部族，重建大漢雄風，使東漢王朝達到極盛，史稱“光武中興”。
隋文帝結束了三百年南北分裂局面之後，深知江山得之不易，故為政常有驚惕之心，簡樸為民，勵精圖治。隋朝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迅速強盛起來。他不僅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還開創了盛世之局——“開皇之治”。據《通典·食貨典》記載，隋朝在西京有太倉，在東京有含嘉倉和洛口倉，在華州有永豐倉，在陝州有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從京城到各個州的倉庫裡的布帛有數千萬匹之多，這種情況自秦漢魏晉以來從沒有過，隋朝在較短的時間內發展成為社會繁榮，民間多財，甲兵精銳，人人豔羨的世界一流富國。
唐太宗認為，隋朝的滅亡，在於失民心，在於統治者的好大喜功。因此，他勤於政事，宵衣旰食，日日與文武大臣討論國是，裁決案件和辦理公事。雖然在李世民當政時期，唐帝國已成為世界強國，繁榮和富庶。但李世民是深具危機意識的一代帝王，對時局有著清醒的認識，常居安思危，提醒自己“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不能重蹈隋王朝的覆轍。所以，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採取了符合社會發展的一系列積極措施，開創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至唐代中期，武則天是中國唯一的女皇帝，她前後執政長達半個世紀，顯示出驚人的政治謀略和手段。在稱帝之後的十餘年裡，不計門第，破格選用人才；她獎勵農桑，發展經濟。在她執政的年代裡，農業和手工業都得到較大的發展。人民安居樂業，人口增加很快。到武則天執政的最後一年，全國戶數已達615萬戶，比唐初幾乎翻了一番，社會經濟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復與發展。對此陳寅恪先生有高度評價，“故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革命。若依此義言，則武周之代李唐較李唐之代楊隋其關係人群之大也。”至唐玄宗執政前期，勵精圖治，一心想恢復唐太宗的事業。他實行的一系列開明政策和措施，政績卓著，社會經濟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