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先生，謝謝你們！”鄧麗君今天的打扮很擁雅端莊，她手舉著杯盞，依次與那些為自己來美演出奉獻力量的馬來西亞華僑碰杯敬酒，說：“你們辛苦了。你們能回到吉隆坡去是一件好事，我能留在舊金山也是上帝的安排，只是我在這裡還不太習慣，還沒有拿到長久居住的綠卡，我的內心一直感到不安！”
“鄧小姐不必擔心，這裡不是日本的東京，我已經兩次替你去移民局提出長期居住的申請，只不過要有一段時間才能得到綠卡。”鄭經翰與鄧麗君碰了杯，連連地豪飲後說：“我已經透過這裡的華僑，為鄧小姐辦妥了暫時居住的證明。如果將來美國移民局經過調查決定發給綠卡，你便是長久居民！”
鄧麗君的眼裡淚花閃閃。她既感謝鄭經翰沒有忘記與林振發的舊情，也很羨慕鄭經翰等人來去自由。可是她鄧麗君不能那麼從容來去。因為在日本被拘七日留給她的傷害成了她回去面見親人，朋友的一種無形的阻礙了。鄧麗君儘量不讓眼淚滴落下來，她喃喃地對鄭經翰說：“鄭先生，請回去後代我向朋友們致意，就說我在美國生活得很好！”
鄭經翰點點頭。
鄧麗君取出一封信來說：“這是我給爸爸媽媽的信，也請鄭先生轉送到臺灣去。告訴我的家人，我在這裡的一切都不須惦念。”
“放心吧，我可以轉到！”鄭經翰起身與鄧麗君碰杯，一飲而盡。
鄧麗君卻只抿了一口酒，淚珠終於如斷了線的珍珠一般撲簌簌而下……
轉眼就是春天。
自鄭經翰等人離開美國以後，鄧麗君在那座富麗豪華的小洋樓裡開始了她的新生活。這裡沒有往日她從藝時的喧囂，沒有紛至沓來的新聞記者，沒有排不開的演出場次與頻頻相約的酒會聚餐，當然也沒有在眾人歡呼下登臺演唱時的那種自我陶醉。在這種獨居生活最初開始的時候，鄧麗君有一種可怕的孤獨感。為了排遣可怕的寂寞和孤獨，鄧麗君除每天清晨在樓上練鋼琴、練聲樂之外，大部分時間是在舊金山市區內外兜風，以此來消除在異國生存的苦悶。
“小姐小姐，請看，這是什麼？”一天清早，鄧麗君還沒有起床，樓梯上便傳來了一陣急促雜沓的腳步聲。鄧麗君披散著頭髮爬起來看時，只見那位年輕的菲律賓女傭手裡捧著一隻沉甸甸的牛皮紙口袋，戰兢兢地來到鄧麗君的床前。鄧麗君從那位菲傭嚇得蒼白的臉色中，隱隱地感覺到一定是發生了什麼非常可怕的事情，她急忙地問道：“口袋裡是什麼？”
“譁螂”一聲，菲律賓女傭將那牛皮紙口袋一抖，從中抖落出一枚寒光雪亮的匕首和三枚金黃刺目的手槍子彈！
“天吶——！”鄧麗君大驚失色地雙手抱住腦袋。她在臺北、香港和東京居住的時候，雖然有時受到新聞媒體的輿論困擾，但是卻從來也不曾發生過這種的威脅和恫嚇。鄧麗君哆哆嗦嗦地伸出手來，從紙口袋裡摸出一封信來，那是一封用英文所寫的恫嚇信：鄧小姐：我們知道你很有錢，你的房子和汽車都是花費很大的奢侈品。我們是一群無家可歸的窮漢，請你見信後，準備出50萬美元來。我們準備隨時領取，如你膽敢報警，後果自負……
鄧麗君在恐怖的威脅下，萬不得已，只好用電話向舊金山警方報警。警察很快對恫嚇者的信件、匕首和槍彈進行了分析，判斷是隱藏在附近的一夥“華青幫”所為。他們發現鄧麗君每天駕駛著勞斯萊斯高階轎車頻頻出現，才突然生出敲詐錢財的歹意。警方接連幾天在鄧麗君的住宅附近秘密監控，“華青幫”見鄧麗君已經報警，急忙隱藏起來，一度緊張的空氣漸漸消失了。
在這個時候，鄧麗君收到了母親從臺北輾轉寄給她的信，信上寫道：“麗君，我的女兒！
自去年冬天你在東京出事之後，全家人幾乎每天都在關心你的結局。我們無法到日本去，只能從報紙上得知你在那裡的情況。謝天謝地，後來總算得到你被拘七天後離開日本到美國的訊息。這次又收到你從三藩市寫來的回信，我們大家才真正地放心了。
不過，我們從你那平安家信中還是讀出了一股思鄉念家的苦味。女兒，舊金山再好，也比不上自己的家好。我和你爸爸都認為日本的事情過去了就過去了，你又何必那麼耿耿於懷地記在心中呢？如果你在美國住過一段時間，感到寂寞時，還是回到臺灣來吧！這裡有你的家，有你的爸爸媽媽和哥哥弟弟，也有那麼多想聽你唱歌的人，而你那麼迷戀外國又是何苦呢！我想美國終究也不是你的最後歸宿啊！……“
鄧麗君將趙素桂的信讀了又讀。在她少年的記憶中，